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3-101-05 陈翔鹤的短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1961年11月号和1962年10月号上。这两篇小说是巅峰之作。从历史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两篇小说尤其是《陶渊明写〈挽歌〉》中，陈翔鹤古典文学研究精神的渗入使得作品与时代形成了一种“隔阂”。这种“隔阂”的特殊性在于既没有进入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流”，也并没有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反动”色彩。正是这种“隔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解读，使得我们今天将《陶渊明写〈挽歌〉》直接解读为“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而忽略了其与《广陵散》之间的区别。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认为“经历各次运动的打击，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敢再作直接的表露，只能通过历史故事曲折地表现”，并以《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陶渊明写〈挽歌〉》为题专节作了分析，而基本未提及《广陵散》。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仅对两文作了简单的内容概述，未作进一步的评析与区分。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这点上的意见较为中和，认为“相对而言，写于1962年的《广陵散》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指涉更加明显”。因此，重新讨论这两部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还有必要。 一 从作家到学者：主要社会身份的转变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誉沉钟社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此时，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之一、35岁的陈翔鹤已于一年前返回了成都老家。此前的七年，他一直在北京、曲阜、吉林、青岛、邢台等地奔波教书以为谋生之业。而《沉钟》半月刊也在1934年2月28日最终停刊。这似乎预示着，这位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将要告别他的作家事业。 虽然奔波于北方以教书为业，但他依然能够像大学时代那样，在比较稳定的时间里和沉钟社的同道至交们一起，“或是凑到谁的小屋里，或是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相互倾诉生活中的艰辛、艺术上的感受，共同制订各种各样的创作、翻译和出版计划”[1]。而回四川后，这种创作与交流的活动就不得不趋于减少甚至停顿了。据陈翔鹤在文革期间留下的材料，归川之后到1948年间，他于谋生之外，陈翔鹤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主持文协成都分会的相关工作上[2]。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身在川中的陈翔鹤也不例外。1938年，共产党决定在成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作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在《华西日报》工作的共产党员、陈翔鹤的友人赵其文认为陈的条件比较好，便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共有关组织随后派周文与陈翔鹤联系，作发展他入党的工作。1938年5月，周文根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决定，在成都会同朱光潜、罗念生等筹备分会，陈翔鹤与赵其文等都参加了筹备工作。7月，陈翔鹤被批准为中共党员。第二年即1939年1月14日，文协成都分会正式成立，陈翔鹤当选为理事，并被选为会刊《笔阵》的常务编委。1942年又兼任分会秘书，1943年被选为分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工作。所以陈白尘说“自从成都文协成立以来，特别是周文、沙汀离去以后，直到一九四七年被迫停止工作为止，可以说，陈翔鹤同志始终是它的核心人物”[3]。这一段时间里的陈翔鹤，主要是作为一个抗日的革命者、社会活动者与编辑出现的。 共和国建国以后，陈翔鹤一度担任教育行政工作。1950年春，他被任命为川西文教厅副厅长；“三反”后请求调离而转往川西文联，1952年又因整理印发《柳荫记》的一种旧剧本给戏剧界的代表征求意见而受到文联党内的尖锐批评，被认为“在剧改问题中的保守思想相当严重”[4](P152)。陈翔鹤因此再次请求调离，进行专业创作。 1953年冬，陈翔鹤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任古典文学部副部长，负责筹备并主编《文学遗产》，就此开始了其长达十余年的古典文学刊物编辑与研究生涯。这成为陈翔鹤付出最多心血的工作重心，也成了他最稳定的社会身份。 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建国前后的身份转变，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沈从文在建国后几乎停止了创作，开始学术研究。陈翔鹤的转变与之有些类似，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被时代语境所“胁迫”的成分要相对少一些，毕竟，从3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社会身份就在逐渐的转移之中。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陈翔鹤，“虽然称得上是一个踏实的作家，但客观地说，到底还不是一个革命者”[1]。直到抗战爆发后不久，他投身革命文艺活动。此后，原本以小说创作为主的陈翔鹤转而进行更具有战斗性和号召力的杂文、散文写作，偶有小说创作，如写汉代李陵的《刀环梦》也是应时之作。可以说，人生的变动逐渐将陈翔鹤推离了青年时代的文学轨道，经历了共和国建立初年的一番波折后，最终走上古典文学编辑与研究的道路，实现了由作家向古典文学编辑与研究的学者的身份转换。从《文学遗产》1954年3月1日创刊到1963年9月之间，陈翔鹤除主编《文学遗产》周刊463期之外，还编辑增刊十三辑，选集、讨论集六部，从刊物筹备到第18期出版，他只有一个助手协助工作；1954年9月以后，才调入三个编辑人员组成编辑部[5]。这十年间，“他的全部精力已放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上，整天接触的是古人的诗文和今人对古人的评论，事实上已无暇去搞创作了”[6]。因此，到1961年想写《陶渊明写〈挽歌〉》一文时，陈翔鹤还特意请了创作假在西山疗养所才得以完成。 二 从“陶渊明大讨论”到《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曾屡次对他的好友冯至、陈白尘、赵其文等提到，他要把庄子、屈原等12位历史人物的事迹写成小说。赵其文曾回忆：“我们在成都时，有天晚上他和我谈到过他很喜欢庄子、屈原、贾谊、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李商隐等(他原说的是十二人，可惜我记不全了)的作品”，并“打算以上述诸人的事迹为题材，写十二篇小说”[7]。这时应在1935年，因为1940年春夏时节赵其文便因形势所迫隐蔽到“川南一个小县里”[7]了，直到1954年之后两人才在北京重逢。所以，至迟到30年代末，陈翔鹤便已经产生了写作系列历史人物小说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