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三家巷》可能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自问世之日起，它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也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据作者自己说，“一本不到30万字的小书，居然引起了300万字的批评”，并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所受到的批评，时间之长，数量之惊人，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说，对一部中国文学史来说，都是空前的”[1]。这些数字和这些说法虽不可完全凭信(作者亦说是“有人说”)，但它从一个方面说明，这部小说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是极高的。还不仅如此，粉碎“四人帮”至今，《三家巷》还是被改编最多的长篇小说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导演王为一先后将《三家巷》拍摄成电影与电视剧发行放映。2004年，以《三家巷》为底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风雨西关》在多家电视台推出，陈坤、孙俐等当红明星的加盟演绎让它红极一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文本的意义生成、它的价值，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通过与读者持续的对话完成的，一个没有进入“对话”状态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三家巷》在其诞生后的近50年间能够引起读者、阐释者持续的对话热情，本身就说明：(1)它有丰富的蕴涵，为“见仁见智”的评说提供了文本基础；(2)它是一部具有历史相关性的作品，具有跨时代阅读和阐释的可能性。如果细究是什么具体的原因造成了《三家巷》内涵的丰富复杂、它的历史相关性具体表现在哪里却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三家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启示意义，今天对它进行重读的必要性和价值恰恰在于揭示它的复杂性以及它与历史语境的深切关联。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通过文本细读，力求精细的解析各种不同的话语如何被共置于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域，而不同的话语有时相互说明、相互支持，形成一个有机的意义生产的链条；有时不同的话语之间相互龃龉，相互矛盾，形成大大小小的话语“裂缝”，造成文本意义的左右支绌和美学形象的支离破碎。同时，本文还力图说明是哪些话语因素形成了与历史语境的对话关系，从而使它受到持续的关切，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敞开的话语场。 一、“革命历史小说”还是“编年史式的家族姻亲故事” 在谈到《三家巷》的创作时，欧阳山说：“我的本意是要反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诞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新的中华民族的诞生，但是我不敢说，我到底写出来没有。”[1]作者这里所说的“本意”，是这部小说所立的“主脑”，是小说构思和运作的中枢神经，家族关系、人物关系、故事走向、情节安排等都服务于这一整体构思，作者所说的“大背景、大脉络、大骨干、大关节：全书描写了广州三家巷三代人的许多男男女女典型性格，以及他们在30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中的悲欢离合”[1]。正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自己的历史主体性，主导并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家巷》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历史小说”，大陆的批评者和当代文学史基本都是在这一层面上解读这部小说的。 但是，海外的学者却更多地看到了这部小说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地方性特征，由此获得的美学上的成就，并在艺术渊源上强调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林曼叔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认为，《三家巷》不仅“有声有色地重现了像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大游行等等大规模的历史斗争场面，但你会更欣赏那些日常生活的描写，比如写恋爱结婚，写悲欢离合，写乞丐，写除夕，写演习，写逛花市，写游山玩水，写各式各样的争辩，写许许多多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小故事”。“就是塑造人物和写景状物，以至整个小说的布局，也都可以看到作者师承古典文学传统技巧的痕迹”[2]170。《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在论及《三家巷》时更是直接地把它说成是一部“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故事”，指出它与《红楼梦》的渊源关系，并把周炳比附为贾宝玉，区桃是革命的林黛玉，陈文婷则是翻版的薛宝钗[3]522。这些具体的人物关系的指认是否准确我们姑且不论，《三家巷》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与《红楼梦》之间的想象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三家巷》究竟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还是一部“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故事”？如果我们对一部小说类型不做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据实地尊重它的复杂性的话，我恰恰认为，《三家巷》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小说，而是多种类型聚合而成的复合体。若拣最为主要的因素和主要的特征而言，《三家巷》在主型上是“革命历史小说”与“姻亲家族故事”的结合体，是两种不同话语的交叉与互渗。这部小说之所以复杂，它的长处与缺点，它受人褒奖和被人攻讦的理由，以及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都能唤起人们对话热情的原因，都和这两种话语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交叉、融合有关。 “革命历史小说”是有自己独特言说规范的一套话语体系，从言说对象、到言说方式，甚至到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如人物的肖像描写、生活场景的铺陈、象征意向等都有自己的模式与规定性。黄子平在论及“革命历史小说”时说：“这些作品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已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他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4]2黄子平不仅将“革命历史小说”看做一套自足的话语体系，而且将它看做意识形态实践与建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套革命话语的话语特征做出了有原创性的解读与归纳。如：什么样的内容“应写”、“可写”与“不可写”以及“怎么写”；线性的时间观与历史进化论；去性化与生活内容的“圣洁化”；与传奇小说和宗教修辞的隐蔽关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