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①写作”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的出现、命名与走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本文试对以青春文学、玄幻文学和盗墓文学为代表的80后文学作一整体考察。 一、80后的出场与命名 1.80后的出场与发展 1999年1月，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等数所国内知名高校举办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目的是想纠正教育界“重理轻文”的观念，批判现行教育模式，释缓它对少年心灵的压迫，而获得一等奖的作者将有可能被保送到参与活动的名牌高校。这是80后作家群诞生的起始性事件。韩寒是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他以一篇文字老练、讽刺意味极浓的《杯中窥人》获了北大中文系教授、作家曹文轩的充分肯定，这使他引来了同龄人的崇拜及传媒的热捧。“新概念作文大赛”从1999年到2008年，已经成功地举办了10届，吸引了从沿海到内地、甚至后来扩展到了港台的众多参赛者，参赛者的人数也由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7万之多。“新概念作文大赛”已成为青春文学创作的策源地，而每一届优胜者，如郭敬明、张悦然、顾湘、颜歌、蒋峰、苏德等人，都会得到媒体的热捧，国内知名的报纸如《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都曾多次以整版篇幅对80后予以专题报道，《新京报》、《中华读书报》也都多次报道80后的研究动态。2004年7月19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邀请嘉宾评论家白烨、作家莫言以及春树、李傻傻、彭扬、张悦然等80后作家，制作了一期名为“恰同学少年——关注‘80后’的一代”的专题节目，80后开始进入官方性视野，俨然成了21世纪初的文化宠儿。 正是依靠了“新概念”这个平台以及媒体的热捧，这些80后出生的新人迅速走红，名利双收。韩寒在获得第一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之后，一鼓作气于2000年写成了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三重门》，首印即达10万册，且3天告罄，随后累计发行已近200万册。2004年出版的《长安乱》同样是当年的畅销书。郭敬明的小说《幻城》以110万的销售量高居2003年度畅销书榜第一名，这比起莫言、苏童等当代著名作家作品平均万册左右的销售量，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书畅销的背后，是这些少年作家的收入之巨。根据媒体的粗略统计，《三重门》按照发行110万册来计算，就让韩寒得到了约160万元的版税收入。2004年，郭敬明以160万的身家登上《福布斯》名人榜。2006年8月，郭敬明成立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亲自担任公司董事长，成为80后作家中的第一位“老板”，郭敬明也便拥有了商人(或“企业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继续在名利之路上前进。2004年2月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春树以及与郭敬明并称为“金童玉女”的张悦然，写作收入也已超过人民币百万元，这些是新时期以来大多数的文学大家们都无法相比的。 2004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著名作家马原作序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一书正式打上了80后的旗号，书中收入了被称为80后“五虎将”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的作品。马原在序文中称赞他们的写作“已经呈现出和上世纪80年代那批先锋作家一样的势头。一样的扎实、沉重，甚至还有他们所不具备的东西”。同年，另一本由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这本书汇集了几乎所有80后的知名写手共73位作者的作品，构成了80后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评论家白烨在序文中指出：“这个由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构成的新的文学群体，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长足崛起。”2004年，80后作品也开始进入严肃的文学期刊，比如《上海文学》第8期“希望”栏目发表张悦然的《右手能干的事有很多》(短篇)；《花城》“从花城出发”栏目第4期发表李傻傻的《红×》(长篇)，第5期发表张悦然的《谁杀死了五月》(短篇)、《吉诺的跳马》(短篇)；《小说界》第5期在“80后小说”专辑发表徐斯
的《几乎被拯救》(长篇)、张悦然的《红鞋》(短篇)等；《青年文学》第9期头条发表张悦然的《夜房间》(中篇)等，80后进入正统文学之列。 80后作家群的出现和走红，除了《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动和媒体的热炒之外，与80后一代强大的文化消费能力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在2005年11月25日举行的“2005北京文艺论坛”上，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指出，年青一代的文学消费能量不可忽视。他认为，80后一代的特点就是文化消费能力特别强：“他们是独生子女，赶上了我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他们要买书，于是郭敬明变成了文化英雄；他们要玩游戏，于是陈天桥变成了网游大亨；他们要看电影，于是《头文字D》卖座……他们的文化消费力量越来越强大。”张颐武说，随着这代年轻人的崛起，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市场也逐渐形成。“青春化写作”崛起并占据了文学市场的重要位置，引发了文学领域的许多变化：首先是作家“换代”，原来走红的王朔等人渐趋沉寂，而韩寒、郭敬明、春树等人开始崛起。2004年2月，《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就曾采用少女作家春树的形象，并将春树、韩寒等人作为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一代文学代表人物。②而媒体也正是看到了这群人的超强的消费能力，大肆渲染这些作家，甚至不惜制造各种显然已经溢出了文学范围的名词，如“实力派”、“偶像派”、“金童玉女”、“问题少女”等，不断制造所谓热点，以引起这些还尚嫌幼稚的群体的不断关注，并不断地出钱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