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回忆录是追述革命历史事实和革命战士斗争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记叙文。我国革命回忆录追述的革命事实，应是指中国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已是不容置疑的方针政策，而史学界则流行着“人民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观念。于是，两栖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传记的发展，受此双重制约，便从原先盛行的历史人物传记和名人自传转向大量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书写。 “十七年”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作为一种“一体化”特征极其明显的文类，身份的真实和叙述手段的虚构，成为其最主要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一方面导致了文学想象力的被抑制，作为文学，它不再从事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表述“私人精神空间”的想象性创造，而是成为国家伦理奠基于现代知识转型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另一方面，亦导致了历史事实的被改写，作为历史，它却只具有“艺术的真实”，或许正如海登·怀特所说是被选择的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1]。 本文拟通过对“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代表性文本以及文学生产过程的分析，来考察革命回忆录书写中，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区别与影响，以及这一特殊的写作模式对“十七年”公共记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一、重构英雄时代 (一)《在烈火中永生》的出版及修改 在解放之初的镇反、抗美援朝运动中，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重庆团组织决定以牺牲在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具体地进一步宣传。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都被指派参加这一工作。1950年初，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到成都、自贡等地做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撰写了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1953年夏天，大型革命文学刊物《红旗飘飘》创刊，编辑部向罗广斌约稿，得到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位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革命回忆录发表以后，有关编辑又根据读者要求，组织了原作者进行小说《红岩》的写作。这部以中美合作所生涯为原型的小说，整个撰写过程耗费了将近10年，曾经彻底“返工”过三次，大改过五六次，40万字的定稿写了300多万字的稿子。而且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曾在重庆、成都两地几万青年学生和干部中作出一百多次的报告。从漫长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大型公开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实际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与读者群体之间一种契约的建立。要达到这种契约写作的效果，作者必须保持好文学性与史实性的平衡，文学性是造成神话的手段，史实性是达成契约的途径。如果说一切对《在烈火中永生》的情节和基调意义上的提纯是建立一种革命神话的话，那么，保证其作为真实的“历史”而非小说被读者接受，则是革命回忆录具有“契约”特性的立足点。 所谓“契约写作”，就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来自“历史真实”的生产与阅读关系，在这种“真实性”的笼罩下，作者作为“历史亲历者”所撰写的作品，补充了读者对于自己所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小说《红岩》中“革命传奇”的神话性，作为“纪实”写作出现的《在烈火中永生》，采取的是更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追忆苦难”的叙述模式。这一点，从作品的结尾就可见一斑： 《在烈火中永生》中，突出的是“渣滓洞集中营的大屠杀，整整进行了三个钟头”，“有几个突出重围，躲在附近松林中的人清楚地听见，洪亮的歌声停止了，口号声也逐渐微弱，最后完全歇了下来。只有几个重伤的同志，传来最后的喘息声，在那微弱的声音里，还隐约地听得见，他们在呼唤着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残酷的野兽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扫射以后还不放心，他们把牢门打开，逐室地检查补枪。未断气的被打死了，尸体上再次地被贯穿无数的弹孔”。 “苦难叙述”，往往出现在战争和苦难变成了往事，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只有此刻，对以往叙事才能理直气壮地将苦难表现在读者眼前，因为苦难已经成为了光明的前奏，在民族国家已经得到新生的历史条件下，回忆过去的苦难，不仅不会带来一种阴霾，反而是通过临界点——低潮与高潮的转折相比，突出了实现这种逆转的主导者——党——的伟大。 然而，这种写作却并未完全达到建构公共记忆的效果，最主要的是基调问题，作者悼念死难烈士的心情过重，又拘泥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真实生活”的描写，所写作品被批评“调子低沉压抑，精神不够昂扬，没有充分揭示出狱中斗争的深刻性和烈士们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因此，从最后成书的《红岩》来看，两者在基调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小说《红岩》的结尾，显然是另外一种振奋人心的悲壮： “扫射吧！”他把双手叉在腰间，一动也不动地分开双脚，稳稳地踏住岩石。“子弹征服不了共产党人！”……突然一阵响亮的冲锋号声，在耳边响起。他猛然听出，胜利的号音，已经来临。这胜利的号角，多么的接近，多么动人！……党来了。胜利的黎明也来了！齐晓轩听见一阵狂热的欢呼与呐喊，禁不住满脸须眉颤动，无限喜悦地倾听着胜利的枪声指向山下溃败的魔影…… 从《红岩》出版后的畅销情况①可以看出，这种宏大的叙事模式，论证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张扬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国家确立的合法性与进步性。同时受到了国家政权和大众读者的青睐，而这一成功和作者的改写是分不开的，由“满纸血腥”到“焕然一新”[2]，这样的改写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理想化叙述，在这种重构历史记忆的过程中，一方面，以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得到高扬，另一方面，具有具体性和真实性的历史细节也被鲜明的意识形态话语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