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与“提高”之辩

      1949年后，新中国通过出版制度，力图将所有不同类型的写作，纳入国家书写的范畴。在这种规划下，全国出版资源被重新配置。对此，时论多以为，党通过“行政与半行政的手段”，禁止通俗文学出版，“使以趣味为载体的通俗作品，再无立锥之地”①。这类判断不甚准确。其实，通俗文学出版受到了区别对待。市民通俗文艺(如鸳鸯蝴蝶派)受到大幅遏制，民间说唱文学(包括以之为基础的革命通俗文艺)却得到大力扶持，繁盛异常。这种“繁盛”，既表现在图书出版的倾斜上，也表现在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控制上。后者在建国初期酿成了两次关于地方刊物办刊方针的“普及”与“提高”之辩。两次论辩，今日已彻底尘封于故纸堆中，不再为人所知，但它们反映了特殊政治情境下通俗文学势力与精英文学势力之间观念与利益的矛盾。第一次论辩具有民众主义倾向，导致了新文学通俗化实践的异变，并激起精英文学势力的反弹与挑战。第二次论辩以精英势力对雅俗疆界、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话语关系与利益格局的有计划重建为特点，并最终导致通俗化政策的名存实亡与地方刊物的再精英化。

      一 党的“普及”要求

      雅俗对峙是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新文学作为雅文学，被视作“小资知识分子”写作的欧化文学,受到通俗文学以“民族国家”名义发动的挑战，并在“革命文学论争”、“大众化讨论”与“民族形式论争”中对大众逐步让渡。但新文学通俗化实践始终恪守了某种“成规”：雅、俗文学各守己界，在不同读者群体中发挥不同功能。新文学主要在知识分子、学生中间传播，同时承担着民族国家动员诉求与个体存在境遇探索的任务，而作为通俗文学的鸳蝴文艺(洋)和民间说唱(土)，在适当承担国族动员任务(反帝爱国等)的同时，主要是给大众提供娱乐。在传播方式上，新文学主要依靠出版，通俗文学主要依靠说唱表演。1949年后，鸳蝴文艺虽渐行渐弱，但包括革命通俗文艺在内的民间说唱，仍与革命文学——新文学精英地位与价值的承继者——维持着这种分疆而治的“成规”。

      (一)《文艺报》的“讨论”。然而，1951年情况骤然变化。该年1月，党的权威刊物《文艺报》突然刊出“全国文联”署名文章称：

      (全国文艺刊物)存在着无领导无计划的自流现象。全国性与地方性刊物之间，缺少适当的分工。许多刊物，没有明确的对象与切合实际的方针与任务。……追求形式的“堂皇广大派头”，错误地向着“大型”文艺刊物方向发展。它们所发表的文章，既不能适应全国，又不能切合当地，对什么人都发生不了多大影响。……全国和地方的文学刊物，应有明确的分工。地方文艺刊物，由大行政区办的，最好办成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除发表较优秀的作品外，应着重指导本地区的文艺普及工作，省、市一级最好办成通俗文艺刊物，以主要篇幅发表供给群众的文艺作品材料，向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在内容上，首要配合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随时照顾群众的需要，并注意群众可能的接受程度……在形式上，要注意做到能说能唱、生动活泼、短小多样。并要尽量采用当地流行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②

      此文一出，文艺界大为震动。因为在1949-1950年，绝大部分文艺刊物，无论国家级刊物，还是地方刊物，都是按照知识分子的观念与趣味编辑出版的。不过，全国文联的口吻是商榷的。文章最后称，“希望各地方文艺刊物的工作同志和广大读者能进行研究和讨论”。第一次“普及”与“提高”之辩，由此展开。《文艺报》随后刊发系列文章：《办好群众文艺刊物》、《办好文艺刊物》、《地方文艺刊物的地方性与群众性》、《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工作》，对“普及”提出“讨论”。但是，这种“讨论”毋宁说是“结论”。这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在“支持”、解释全国文联的倡议。敏泽认为，全国性刊物可“以文艺干部为对象”，地方刊物“最主要的还是加强刊物的群众性、地方性、通俗性，和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经常供给群众以新的精神食粮；并有计划、有步骤的从群众中培养出一批新的文艺积极分子”③。同时，《文艺报》还积极推介《河北文艺》、《湖北文艺》的形式通俗化与通讯员工作经验，作为刊物“普及”化的示范案例。

      (二)党的民众主义诉求。这次“普及”与“提高”之辩，不是《文艺报》主编丁玲的私人行为，而是出于上级党委的安排，以预作正式结论前的宣传。这源于三点证据。一，第一篇“讨论”文章由“全国文联”署名，表明是文联党委集体研究的结果。二，丁玲本人不欣赏“普及”文艺(后述)。三，1951年4月27日(“讨论”后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通俗报刊图书出版会议上发表了相关讲话。作为中共中央发言人，陆定一讲道：

      现在的情况是上面的刊物很多，看都看不完……下面没有东西看，成万万群众没有人管，甚至连共产党都不管，好像他们是另一国。这是不能容忍的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究竟依靠谁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呢？是依靠知识分子呢？还是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呢？这是立场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就叫丧失立场，共产党一定要管，一定要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献身于这样的事业。

      陆定一讲话中的朴素的革命民众主义，符合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嗜好文学，但他对自己时代能否产生伟大作品并无兴趣。他仅希望，文学能够凝聚群众，促进政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陆定一一定要“管”(负责)“成万万群众”之说即源于此。因此，陆对刊物现状很不满意。这些刊物多属“提高”型，遵从知识分子办刊“惯例”：不将文盲或文化水平低的群众预设为读者，所刊作品都是下层群众不习惯阅读的论文、评论及小说、散文等欧式体裁的作品，而极少他们习惯于观赏的民间说唱，如快板、鼓词、评弹、小调等。故陆定一要求：“中央和大行政区的出版社必须有一个通俗书刊的部门，出版通俗的书刊，或竟另成立一个通俗出版社，或者选择一个有成绩的私营出版社直接掌握，加以指导，让它负起这个责任来”，而刊物，“中央的和大行政区的就这样办下去，省市出的应该是通俗文艺杂志，对象主要是工人业余剧团和农村剧团。”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