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心目中，20世纪80年代并非一个单纯的时间段落——至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现今，这个文化单元陆续嵌入各种阐释体系，充当理论架构的历史证据。某种阐释倾向于将这个时期叙述为激情燃烧的日子，从而鄙视90年代之后市侩气对于人文精神的侵蚀；另一种阐释企图贬抑80年代盛行空洞的大概念，90年代的引经据典以及严谨的考订表明了正宗的“学术”。某些人由于一度荣登80年代舞台而在回忆之中保存了恋恋不舍的口吻；另一些人更乐于拒绝80年代以祛除“影响的焦虑”。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文化单元的确包含了足够的内涵，以至于各个季节的理论耕耘无不获得了期待的收成。 必须承认，这个文化单元拥有一个天然的历史性开端。20世纪60年代持续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终结，另一种性质的文化继而开启了。如果说70年代末期的气氛仍然逗留于某种暧昧的过渡阶段，那么，进入80年代之后，这种文化的特征愈来愈明显。这时许多人终于意识到，一个新的时期拉开了大幕——“新时期文学”成了80年代文学的别名。迄今为止，众多的当代文学史已经翔实地记录了80年代发生的各种文学事实。相对地说，评估这些文学事实的理论价值成为即将到来的迫切主题。我倾向于考察的问题是，80年代文学派生的种种观念如何卷入未来的文学史脉络，并且在纷繁的论辩之中充当举足轻重的节点，继而深刻地介入文学生产以及理论模式。当然，80年代文学曾经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批驳和嘲讽。但是，即使某些后续的作家彻底地扭转了文学史的方向，80年代文学提供的反作用力仍然是一种贡献。如果不存在80年代的发轫，90年代之后各个方向的延续和深入展开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80年代文学为什么可能率先破门而出，这必须成为理论注视的第一个焦点。20世纪已经两次发生如此壮观的文化现象——第一次是耀眼的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文学不仅缔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史；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巨大的、以文学为轴心的文化运动最终成了划分现代史的地标。文学的先锋性格再度在80年代表现出来。那些“朦胧诗”开始以奇异的形式表述种种令人震颤的隐秘情绪时，甚至那些“伤痕文学”开始大规模地集聚种种声泪俱下的指控时，大多数学科还来不及回应历史的剧烈转折。稳重的历史学必须汇聚更充分的史料，哲学正在积攒重启思想的能量，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尚未完全摆脱睡眼惺忪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文学的先锋性格可以追溯至文学写作的特殊资源。大多数学科的运作必须依赖完整的知识谱系，恢复中断多年的知识谱系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对地说，作家的文学写作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灵感和想象。国家不幸诗家幸，云诘波诡的历史可能赠予作家各种意外的财富。杰出的作家通常是一些擅长分析生活的人。尽管他们提不出完整的理论模型，无法拥有足够的情报资料，然而，文学才能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从日常的人情世故之中嗅出历史的气息。尽管许多人从未将文学纳入“经国之大业”的目录，但是，某些历史的关键时刻，文学常常出人意料地跃居领跑的位置。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先贤完成了一个盛大的表演，那么，这个结论由于80年代文学的再度证明而赢得了理论的广泛认可。 相对于5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80年代的文学显示了眼花缭乱的风格。尽管如此，许多批评家还是共同认为，启蒙主题是80年代文学的切入点。无论是朦胧诗、“伤痕文学”还是再现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戏剧性情节，这一切无不包含了打破传统的神话与解放思想的冲击。启蒙就是抛开禁锢，运用自己的思想考察世界。启蒙是文明与理性的标志。至少在当时，“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成为80年代文学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概括。不长的时间内，文学的启蒙主题逐渐聚集到一个焦点——“人”的主题。显而易见，主体问题的激烈争辩即是这个主题的理论派生物。有趣的是，80年代文学想象的主体包含了多种性质迥异的理论资源。这里既有康德的思想、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的重要观点、俄国文学强调的典型人物以及人道主义或者天赋人权等理念，又有存在主义、“意识流”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和无意识。尽管这些理论资源谱系各异，甚至彼此冲突，但是，80年代文学一律照单全收。长期封闭形成的文化饥渴症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还来不及鉴定、甄别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就囫囵吞下。如果说，这些理论资源支持的启蒙主题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味，那么，另一种来自本土历史的观点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反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动了宏大的启蒙主题。然而，由于异族悍然入侵，救亡图存急剧地上升为首要任务，启蒙工程不得不拦腰截断①。按照这种分析，种种封建文化传统始终依附于革命运动的缝隙，周期性地发作，甚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始料不及的苦果。这个意义上，80年代文学无疑是在续写五四新文学未竟的篇章。 迄今为止，无论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主体崇拜还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无不遭到种种质疑。文明与愚昧或者启蒙与救亡如此清晰地将历史切割为性质迥异的两个段落，这种观念很可能遮蔽历史内部各种纵横的脉络。例如，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既可能来自启蒙的教育，也可能来自救亡的动员，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划分处理不了复杂的历史状况。相似的理由，“愚昧”亦无法分辨大规模群众运动背后多种类型的能量来源，例如非理性的狂热，集体性的偶像崇拜，或者民主的诉求，正当的愤怒情绪，如此等等。至于80年代的主体观念已经被形容为某种幻象。单纯地转向内心解读人类的秘密，这不仅忽视了强大的社会历史结构，而且忽视了强大的语言结构。90年代之后的历史表明，这种主体观念已经难以为继。无论是身份、认同、性别、民族、阶层还是新型的帝国、技术掩护之下的文化侵略，庞大的问题网络远远超出了80年代主体观念的承受力。这种主体的构成通常是一些浪漫的憧憬，一些信念、思辨或者某种精神的完成，粗鄙的经济、物质以及协调利益的机制、契约、法律均被放逐于视域之外。换言之，人文启蒙之后，社会学的启蒙仍然阙如。80年代的主体崇拜肯定无法预料，90年代的市场经济启动带来了一个陌生的现实，以至于人文启蒙的种种观念几乎无法适应。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中期围绕人文精神的大辩论犹如一场猝不及防的防御战。许多文学知识分子痛感斯文毁弃，精神荒芜。但是，由于社会学视域的缺席，这种争辩只能在展现了倔强的道德姿态之后不了了之。毫无疑问，这一切并非嘲笑80年代的理由。相反，如果没有80年代提出的启蒙主题，也没有90年代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深刻领悟。80年代的许多命题退出理论视野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批完成了历史使命而退场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