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亮：王蒙先生，您的《王蒙自传》的前两部《半生多事》和《大块文章》已经出版，在文学界乃至社会上都引起极大反响，今天，咱们就从您的自传谈起吧。 王蒙：好吧。上次（在海洋大学的）研讨会上山东师大的一个老师（王万森老师——郭宝亮注），他提了一个关于人生拐点的问题，他说得还有点意思。我的童年，基本上按一个好学生形象来塑造的，听老师的话，能考个全班最优秀，能得到奖学金，突然被政治所吸引，参加政治生活，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后来很快又解放了，成为团的干部，基本上算一帆风顺。这种志向突然会走上文学，文学一上来也还行，后来就落马入了另册。然后，运动结束以后——也没结束，只是稍稍平息一点——我到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工作，工作也安定下来，又出来了一个新疆，我也没想到。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拐点无非是在政治和文学之间，在社会需求组织设定和个人奋斗之间，必须是这样，必须服从，与自行选择的矛盾。60年代我到大学里有个差事不错，但是我还想个人奋斗，喜别人之所不喜、不敢喜，跑到新疆去了。在这个中规中矩和另类之间，从文体到风格到手法，到内容的调侃性，也是拐点，但是从大的框架来说，又不失中规中矩。对社会潮流，既是认同，又是另类，又是合潮流，不管是政治的潮流，官员的潮流，还是民间的潮流，又是不合潮流。在认同和另类，在政治和文学间拐来拐去，总之，值得一说、一写。 郭宝亮：就是说您这一生的拐点不是一个，而是多头的，一方面是个人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社会的被动裹挟。在认同与另类，政治与文学之间，拐来拐去，起起落落。正由于此，您的自传是很有趣味的，它不仅是您个人生活的记录，同时也是共和国历史的形象化纪实。您其实是当代最有资格写自传的作家之一，因为您的人生历史与共和国历史是同步的，您几乎都生活在历史时代的中心。这样的自传，文献性的价值不言而喻，同时也很有文学价值，就是一般读者读起来也觉得有趣味。它与您的小说具有很强的互文性。里面很多的事件，在小说里也可以找到影子。所以在自传里，不仅可以研究我们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同时也对研究文学有很好的作用。 我读您的自传，觉得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些东西，一个是您的历史主义态度，再一个就是强烈的反思精神。历史主义态度，就是您对待历史的态度，这是一种客观的、尊重历史、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在这个历史中，您把自己和整个时代联系起来，没有单纯地突出自己，而是把整个时代和自己个人的经历糅合在一起。对历史中出现的问题，带着一种平常心，一种对过往事件的超越意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距离，一种高度，或者说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的一种通透。对历史不是采取简单的态度，而是复杂的、全面的态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里面贯穿着强烈的反思的精神。反思精神，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健全的标志。反思精神不仅包括批判意识，同时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放进去的反省意识。我觉得，您的自传就贯穿着这种反思精神。不隐讳，不虚美，包括对自己、家庭，对自己的父辈那种深刻的清醒，读了以后既让人深思，又让人感动。 王蒙：写到自己的往事，我看到最多的是两种，一种是谈自己的成就，第二种就是抢天哭地型，就是我说的苦主型。认为历史亏待自己，环境亏待自己，社会亏待自己，体制亏待自己，生不逢时，带有怨恨。至少是洗清自己，自我辩驳。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生就有这么多不平之事。可是我始终认为，人对历史、对环境有一点责任。当然，我们不是国家领导人，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事件的发动者。中国有一种情况，当那个事件到来的时候，很少有人敢抵制，哪怕是消极抵制。然后等事情过去以后，大家都成了牺牲者。 到现在为止，说起来很可笑的，写到“文革”，存在一点自我批评精神的，就是巴金的《随想录》，很少见的一个例子。我举两个例子，五七年、五八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各式各样，有民主党派的高级人士。我记得我在自传里面也写到，在那么低龄少年的情况下，参加了革命，立即就取得了胜利，然后就以为自己以革命的名义可以否定一切，可以推翻一切。认为过去的人都没有历史，历史是从今天才开始的。甚至于认为自己可以颐指气使起来。这是当时的一种写照。有时候感觉政治上有些东西，带有一种报应的含义。从我个人来说，我五七年五八年的落难，就是对我的少年气盛，自以为自己靠“革命”二字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样一种锐气的一种报应。还有一个，到现在为止，我在全中国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承认被打成“右派”，自己有一定的责任。我知道的这一类事多了，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一种自虐狂还是什么的，就是自己向党交心，交心的时候就是自己为自己扣一大堆帽子，暴露一大堆反动思想，最后被划成“右派”。当然，作为领导来说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把一个人的自我思想检查当成一个人反动的依据，这是毫无道理的。 郭宝亮：您在《半生多事》里写道：“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这种说法的确是过去所有此类文章所没有的，这是一种对历史勇于承担的精神，是一种对自我以及时代的重新反省。我国自建国以来，多次进行的大规模的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而言，难道就不应该对历史负点责任吗？我注意到了您对把您打成“右派”起关键作用的W的态度，这个W似乎就是“季节系列”小说中的曲凤鸣。您并没有像在其他许多作品中那样把他写成一个道德败坏、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认为他“并无个人动机”、“没有发现公报私仇的情形”。之所以会是如此，正是时代的大环境使然。在这样一个时代，极“左”的观念、习惯和思维定势成了一种无形的惯推力，甚至连毛泽东也似乎无法左右，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毛泽东不是曾五次谈及，结果也没能阻止您被划“右派”的命运。这可以叫做历史的惯性，而每一个人都是这惯性力中的一股。这恐怕正是您的自传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