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世界文学史上，乡村一直是原乡神话式的存在，无论骂它、爱它，批判它、赞美它，背后都有基本的原型意义。乡村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等一切本原意义的代名词，它包含着巨大而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寄托。“乡村”，几乎可以说是作家情感的祭坛，忧伤而甜蜜，神圣而深沉，充满着古典的膜拜意味。在对乡村本体的叙述过程中，作家类似于一个收藏家，一个信徒，总是试图在乡村中追寻遥远的时间与空间的叠韵，感受过去的生命与自我生命之间神秘的关联。本雅明在论及传统艺术的价值时，使用了一个非常感性的理论术语——“灵光”（aura）。“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① 勿庸讳言，在哈代的英国乡村、福克纳的南方小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村庄，在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那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灵光”的存在，它由乡村的尘土、阳光与原野，由乡村的生命、神话与历史中折射出来，经过心灵，凝聚为精神的故乡，激发着人类最为深沉的情感悸动。 但是，在李洱的乡村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充满灵光的、神圣的、哀愁的乡村，充满人类与民族所有命运与主题的乡村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展览式的、世俗化的乡村。阅读《石榴树上结樱桃》，似乎在进行一次非常奇特、怪异的乡村旅程，展现在你面前的官庄村，是一个完全“光裸”的村庄，没有地理性与文化性，原乡神话式的情感及隐喻不再存在。在官庄村的上空，没有乡愁，没有精神意义的还乡，甚至没有了大地、植物与原野，只有事件、人物及现实的进程，乡村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元素，一个肌体，不附着任何其他更为本原的象征或寓意。作家用一种准确的风格把乡村分解为一个个现实的行为、事件与语言，冷静而饶有兴趣的肢解，骨架、肌肉、脂肪，筋筋缕缕，丑陋、干巴，令人难堪的逼真。 世俗化，意味着“神圣情感”的消失，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没有记忆，没有审美。驴粪蛋就是驴粪蛋，不是故乡的某种象征；猪圈就是猪圈，没有蕴含童年生活的情怀；权谋就是权谋，不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只是乡村生活中一个极为平常的元素。而一旦对乡村的“神圣情感”丧失，那笼罩在乡村上空充满本原意味的“灵光”也即消逝，“真实性”成为作家的终极目标，纯然客观的分析，略带嘲讽的叙述，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乡村——之间有显而易见的距离感。叙述者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事件的核心，以一种残酷的理性，把事件本身的进程叙述出来。 在充满“灵光”的乡村意象中，作家，包括读者常被乡村背后巨大的象征性所支配、感染，不自觉地会有膜拜心理。有膜拜，有尊敬，才有诗性，才有文化，才可能进入乡村的文化结构及民族对乡村的文化心理，在此意义上，乡村不仅是作家本人对故乡的回望及精神的本原探索，也是一个民族对自我精神的深层追寻。《石榴树上结樱桃》给我们来一次“祛魅”，抛弃乡土小说所特有的主观倾向性和情感气息，抛弃那种深刻的“痛感”和“情感”（它们在形成小说巨大感染力的同时，常常遮蔽着作家的叙述），而致力于“还原”工作，回到现实之中，对乡村现状作客观的描述与最细节的刻画，由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处于世俗进程中的，混沌、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乡村意象。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一“真实”、“世俗”的乡村叙述却带来强烈的陌生化效果，让人“震惊”，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乡村。更重要的是，我们突然发现了“面纱”的存在，李洱的叙述仿佛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以精确的风格割开面纱，使我们窥到那面纱之后的真相——残酷而真实，细节栩栩如生。女村长繁花面临着村支书的选举，要想选举成功，她的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尤其是计划生育问题，上面的基本政策是一票否决制；同时，她又必须在村里拉到足够的选票，挫败那些力图取代她的力量。于是，一场乡村大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李洱运用自己运筹帷幄的能力，把这场乡村争斗写得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热闹异常。繁花为选举成功而进行方方面面的铺垫，慰问同盟、阴谋策划、请客拉票、做各种亲民表演等，俨然翻版的总统竞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版的中国乡村，世俗、丑陋，却真实无比。现代文明的各个元素都对官庄村发生作用，生活方式（如手机、汽车）、政治（选举、环保、计划生育）、经济（引进外资、发展企业）等，它们在官庄村的土地上汇合，发生混战，并改变着村庄的生活结构与存在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经历着比之前几千年都要更为彻底的变化，在全球化文明迅速膨胀的时代，社会的各种元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极其可怕的速度渗透到中国大地的角落，哪怕是最偏远的乡村也不被落下，它们在乡村以奇异的形态互相纠结，并发生影响，产生新的行为与结果。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下，仅仅古典的追忆是不够的，仅仅原型性的文化叙述也是不够的，它所牺牲的常常是现实层面乡村生活的真实状态，或者说，只有作家主动撤去情感面纱，主动撤去文化的渗透，乡村本体的存在状态才有可能呈现出来——无关乎家族伦理、文化世情，也无关乎自然伦理、原野大地，它就是地表层面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