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开始论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强调“艺术的目的不是成为真理的助手”的理论①，然而，也有充分证据表明，谬误的艺术或艺术的谬误却是真理、正义的敌人②。艺术的谬误，其中的“艺术”成分或多或少、“艺术”手腕或高或低，就其本质来讲，在于其本身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大小。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内，就有像《狼图腾》那样戴着文学的面具，公开倡扬其反文化、反文明和反人类伦理的“传声筒”式的小说出现，而且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张扬。 伯格森指出：“学究气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是自以为胜过自然的那套技艺罢了”，而技艺则是“自然与艺术之间的中间境界”③。如果我们以最大的善意揣测《狼图腾》作者的用意，可以认为他毕竟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层面上作严肃的文化思考，可是即便如此，在最低限度上他也难免受到文学修养不足的指责。作者在“自然与艺术之间的中间境界”上的欠缺，让他的言论变成学究气的谵语，甚至沦落为文化偏执的狂言狷语，从而悖离了自然（即真理）和艺术（即正义）的文化与文学的阐释轴心。鉴于诸多批评者已经指出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粗糙和低劣，所以本文就将类似的问题忽略不计，仅就其反文明、反文化的伦理观念进行分析，只把它作为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转型中的许多同类文本中的一个样本，以此来归纳和剖析乡土小说新的文化思想形态。 如果把《狼图腾》这样的作品从两大逻辑板块——生态阐释和人文阐释来理解，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文化伦理的突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伦理的“突变”，暗含着的却是一种历史的退化，其本质上就是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文化伦理基点上。 我们并不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曾经张扬“兽行”，主张进化，以此去掉那种因封建文化专制而积淀在中国人民心理深处的奴性。在经历了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民族创痛以后，人们普遍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需要青春的活力，需要强大的野性来改变民族精神之现状，一扫萎靡不振的国民劣根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兽性”的倡导是有着那个时代特殊内涵的，应该说是有振聋发聩的人类历史进化意义的。 鲁迅说，“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④。在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今这种水平的状况下，“人类向何处去”的方向、目的问题经过反反复复惊心动魄的历史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共识——人类作为文明的存在、文化的产儿，必然有别于奉行丛林法则的野生动物，人性和人道才是他的行为法则和天条。而《狼图腾》迷惑众多读者的关键之处就是在其“狼子野心”外面包裹了一个渴望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平衡的美丽外衣。 毫无疑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生态革命”的文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现代和后现代的“生态伦理”文化哲学观念给中国乡土文学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清晰理念，而是更加混乱的悖论，因为忽视了中国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而不加辨析地横向移植和采用西方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话语，肯定会加深对本土文化的隔膜和对人性的扭曲。 “所谓生态革命，是指人们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及人在其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等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的变革。这场革命的导火线是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生态革命是继历史上发生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又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社会革命。农业革命使人类有了丰足的食物，解决了人类的生存问题；工业革命使人类大规模开发，转变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可能，解决了人类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问题，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引发了生态环境危机；环境或生态革命不仅局限于人类生存和福利，而且扩展了人们认识的范围，包括整个地球环境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持续”⑤。 从生态革命的本意来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其目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它忽略了两个最重要的前提：一是各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环链中并非同步，前工业文明，包括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还不同程度地分布于地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之中；二是在人类与非人类的资源争夺上还存在着互为矛盾的文化境遇。因此，以同一的高标准价值尺度来衡量人与生态的关系，肯定会出问题。 毋庸置疑，生态革命的立论基础是站在后现代的视点上来反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伦理的，也就是站在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来反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美国著名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所创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它既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自由的世界’。正是由于现代性没能实现它的承诺，并且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才导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我们被迫寻找新的，或许是已被发现的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方式”。⑥ 作为一个享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人，他为了追求更高文化生活目标就更容易产生出对后现代“生态自由”的欲望与渴求，然而，这种呼吁对那些还挣扎在由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境况下的人们来说却又是完全不公平的：前者看到的是满眼现代文明的弊病，所以，急于回到高质量的生活状态和满足那种近乎宗教式的对非人类物质同情和怜悯的心理需求，成为他们的生态文化选择；而后者急于摆脱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存方式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匮乏的痛苦，因此，现代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着巨大的诱惑“场域”，它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抗拒的资本化历史过程。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一味鼓吹所谓的“生态革命”和“生态自由”，势必会造成世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造成价值理念的更大错位与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