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是欧阳山多卷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十七年间，围绕《三家巷》，发表了大量的争论性文章。客观地说，《三家巷》取得了较高成就，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重读这本小说，不难发现，围绕它所产生的许多争论，都与小说利用传统艺术经验表现现代政治主题这一特点有关。利用传统艺术经验表现现代政治主题，是十七年间许多作品的共同特色。但是，传统艺术经验与现代政治主题，二者之间既有能够融合的一面，又难免产生龃龉。正是传统艺术经验与现代政治主题间的融合与龃龉，形成了作品的基本面貌。 一、史传笔法 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史传作品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史传是影响中国叙事文学的主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类型——史传小说。欧阳山少年时就喜欢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作品[1]3997，自然受到这种传统的耳濡目染。欧阳山说：“《一代风流》……的内容叙述一个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从1919年到1949年，这里面不知包含了多少的悲欢离合，也不知包含了多少苦辣辛酸。”[2] 艺术构思中就受到史传传统的影响。总体看来，《三家巷》对史传小说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公元纪年、人物传记、以及历史传记中丰富多样的塑造人物的手法几个方面。 《三家巷》开首第一句话就是：“公历一千八百八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三家巷来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所用的纪年方法和叙述文体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小说郑重其事地使用了公元纪年，叙述的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铁匠周大一家搬到三家巷来住。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发现，小说第一章三次写到具体的时间，全都使用了公元纪年的方法，分别是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年、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和一千九百一十九年，敏感的读者会逐渐意识到，使用公元纪年，是作者的一种刻意追求。杨义曾经研究过中西纪年方法的不同，认为中国的纪年方法，时间单位由大到小，即由年到月再到日，与西方的顺序正好相反。这样的纪年方法，能够给一个具体的时刻在历史的链条上一个准确的定位，使人获得一种稳定的秩序感[3]5。作者在《三家巷》中使用公元纪年的方法，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描写人物的活动，以此将小说的所有内容都纳入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历史框架之中。作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描写了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以编年的方式清晰地描绘出历史的进程。小说出版不久，就有评论文章认为“人物顺次出场，事件交代清楚，前后脉络分明，很少故布疑阵或倒叙过去的地方。使读者一路看下去，不太费劲”[4]。其实，这正是作者有意学习史传小说的结果。 按照欧阳山的构思，《一代风流》叙述的是周炳半生的经历，也就是说，小说是一部周炳的“列传”，作者这样写的目的，在于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5]。以一个人物的生平反映历史的变迁，正是历史传记的主要特色。选择周炳这样一个人物，描写他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经历，或许不同于史传作品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这应该是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心理史观带给作家的积极影响。《三家巷》描写周炳，是以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在这些事件中，周炳这一人物有多种作用。首先，周炳是作为线索人物而存在，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在沙基惨案中，他作为救护队员在惨案后来到了现场，并在血泊中发现了区桃的尸体。省港大罢工中，他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庶务部的工作，结识了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苏兆征，并由苏兆征安排去做宣传工作。小说以周炳为线索，清晰地描绘出了省港大罢工爆发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广州起义中，作者又给周炳安排了通讯员的身份，使他既有机会接近张太雷、周文雍、叶剑英等起义领导人，亲耳聆听了张太雷的演讲，深刻理解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又使他有机会到战斗的第一线，目睹并参与了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切身感受到起义战士的高贵品质和广州起义的历史业绩，从而使读者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既有整体的了解又有具体的感受。其次，周炳还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而存在的。沙基惨案中，周炳本人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省港大罢工中，周炳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广州起义时，周炳更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作者正是把周炳放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潮流中，才塑造出周炳这一人物形象的。在历史潮流中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反映历史变迁，是历史传记的基本特点，也是小说自觉的艺术追求。 创造历史著作纪传体传统的《史记》，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其丰富多样的塑造人物的手法，在《三家巷》中也得到了自觉的继承。首先，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能充分注意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在一篇列传的开头，常常会介绍主人公的籍贯、家世等内容。《三家巷》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小说在写到主人公周炳之前，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及三家巷的邻居和亲戚，周炳登场之后，又用了几章的篇幅介绍他少年时的曲折经历，其用意同样是为周炳性格的发展提供家庭出身、文化教养方面的基础。其次，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非常注意捕捉生活中的细节来传达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史记》中分别写刘邦和项羽初见秦始皇时的表现，就非常生动地写出了二人不同的性格特征。《酷吏列传》中张汤幼时审鼠的趣事，也非常传神地写出了酷吏张汤冷酷的性格。这种写作特点对后来的小说影响很深，《三国演义》中，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作者都会通过一件生活小事对其性格做初步的刻画。欧阳山也自觉地借鉴了这一艺术传统，小说一开始就用了周炳因不同意小学老师把没念过书的人说成“蠢如鹿豸”，不愿听老师讲课，被三家巷的人看成傻子；为了和区家姐妹演“貂蝉拜月”，误了收账，被剪刀店老板辞工；在陈家当干少爷，因同情使女遭遇，说了真话，被陈家撵出来等。一连串的生活小事，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周炳正直、无私、不惧权势、富于同情心的性格，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性格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