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翟永明① 诗歌，最容易出现的词语就是“女性诗歌”。女性诗歌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何为“女性文学”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女性文学”被泛指为女性写作的文学，即使在国外，“women's literature”也是一个被长期使用的“熟语”。大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涵盖范畴被自觉地约小，特指由女作家、女诗人创作的，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的作品。这的确是认识的进步。 但问题还不仅于此。许多人又是将“女性意识、女性经验”这一题材本身当作艺术评判的标准了。这是一种偏向。很明显，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绝对应予赞许，可这些经验不会自动达致“文学的表现”。也就是说，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要取得文学上的意义，其衡估标准是超越性别的“艺术本身”。这才是让诗与诗人互赠沉重的尊严的恰当形式。 但问题依然“不仅于此”。由此导致的“新一轮”偏向更应注意，即在分析优秀的女作家女诗人比如翟永明等的作品时，许多批评家（以男性为多）为体现出对“性别区分的等级观点”的警惕，而故意忽视、乃至气喘吁吁地躲开她们作品中重要构成成分之一的“女性意识”，而专捡那些所谓的“共同人性，精纯技艺”的诗作加以论析。从骨子里说，这种偏向与前一种偏向表面上对抗，骨子里是戏剧性对称和异质同构的。它们都认定了“女性意识”就注定等于女权主义的告白——谁告诉他们是这样的？ 当我们说“面对诗本身”的时候，我们是同时面向“舞者和舞蹈”的一体化展开。翟永明的重要诗作，的确有极为明确的“女性意识”，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是精纯的诗歌文本，我们面对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诗本身”，是内容与形式的同时抵达。为使本章论题集中，笔者主要围绕诗人揭示“女性”生存和生命体验的重要作品进行论述。而将主题拟定为“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则意在提示读者，翟永明诗歌的成功与其他的成功者一样，并不依赖于对特殊题材的占有，而是个人化的书写、命名能力，他们“占有”的只是将公共化的语词变为了个人“发明”般的新词。 翟永明是不凡的艺术“创造者”，也是诚实的“劳动者”。在中国先锋诗人中，她可能是连续性写作“工龄”最长的少数人之一。就其20余年充满活力的不间断的写作来看，其创作道路约略可分为二三个阶段： 80年代，以隐喻和暗示为主导语型，深入而自觉的女性主义“自白”倾诉期； 90年代，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性语型，给激烈的情绪降温，将更广泛的日常经验、历史、文化，做“寓言化”处理的深度命名“克制陈述”期； 90年代末至新世纪，主要提炼明朗、简劲、诙谐的异质混合语言（既有“诗家语”，亦有人际交流语，包括时代流行语、俗语、俚语乃至方言），在更为冷静、准确点染式的世风反讽中，同步完成对人精神困惑的揭示、体谅和惦念。可将之称为“以具体超越具体”，“少就是多”——“极少主义”（或曰“极简主义”）写作期。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就翟永明诗歌写作方式转型的主要状貌而言，它们不可能是绝对的前后断裂，而是可信的自我跃迁。而且，三阶段之间的差异性，又统一于诗人“不断发掘个人的心灵词源”这一总体背景的真实和连贯性。翟永明有出色的诗歌技艺，但并非是轻松的炫技派诗人，她是心灵中有“石头”（重力）的诗人，在我的印象中，她甚至有一种本质的诗人常会有的诚朴而自信的木讷感。所以，她的“变”是有灵魂和话语原动力根据的，内中透露的消息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修辞学和风格学畛域。 一 不仅仅局限于女性，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承认，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男权中心的历史。女性在这部被压抑乃至被删除的历史中，始终处于“边缘的边缘”。即使作为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最初那些觉悟了的“女权”的声音有极大历史进步意义，但也难免在很大程度上以变格的方式，借挪使用“整体历史话语”（也即用男性话语）的价值立场、言说方式，来运载自己的“人生而平等”的意向。事实很清楚，“平等、自由、人的权利”如此等等，其实是更宽泛的整体“人本”意向，对女性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处境并没有更深切更真确的理解和同情。在亘古至今铁幕一般的男权围困中，女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质疑整个文化思想史叙述，而只从总体话语中的某一端出发，就仅能为自身争得“补充”意义上的言说权，是无法真正达到自尊自立的目的的。 上世纪60年代以降，新一代女权／女性主义者敏识到这一困境，仅仅局限于男女平等仍然是在不期然中抹杀女性独特的价值，她们在继承初期女权主义注重“平等”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性别差异”、“女性独特性”本身的价值尊严。近二十年来，女性主义话语在整合了上述意识后，似乎不再显赫地强调两性对立，而是注重两性对话、沟通、磋商和互补。让女人自尊自信地成为女人，在女权——女性——女人的完整统一中，与异性一道创造和分享共同的世界。这是一条由求同到寻异，由寻异再到对称和谐的精神路线图——但其最重要的前提不容忘怀，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体性、进而是女性个体的主体性。 在我看来，翟永明早期诗歌代表作组诗《女人》（1984）、《人生在世》（1986），在意识背景上与60年代以降“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密切相关。这里的“女人”，是包容了“女权意识”、“女性主义”后，以个体生命的体验书写精神奥秘的“女人”。她消解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贬低，但又不将自己的话语寄生在消解和控诉姿态上，而是深入地言说了女人独特的命运意识、生命意识和现实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