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广受好评，大致上是认为其“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成功塑造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但亦有不同的声音，那就是在高度赞扬梁三老汉这一人物的同时，指出梁生宝这一形象存在着一些不足，① 并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严家炎先生在争论快结束的时候提出一个长时间留在他心头的疑问：“为什么《创业史》第一部的许多读者都觉得梁三老汉形象在书中写得最成功、最深厚、最丰满？为什么以较多篇幅写的主人公梁生宝形象，虽然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就，但还使人觉得不十分丰满，比起梁三老汉形象来在精神状态的揭示方面略显得浅些？原因何在？”② 事实上，对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来说，这并不是个例，关于“中间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困惑与争论，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创作中作家对人物个性认知以及表现的艺术问题，正如严家炎所领悟出来的，其“关键在于作家能否真正深入洞悉人物的灵魂，并且紧紧抓住人物独特的、确实属于‘这一个’的动作和语言来加以表现”，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从“这一个”这个术语的使用中可以探知其探讨的范围大致是在“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内，其标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牵涉到的是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化”的问题。关于“梁三老汉”和“梁生宝”之间的差异和争论所体现的其实正是一直困扰着左翼文学的“倾向性”与“真实性”之间无法协调的艺术难题。因此，这个问题和具体作家的深入生活乃至创作力问题并无太大关系。从文学理论或文学史角度来说，这是“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裂痕。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将“真实性”（比如人物的可信、性格丰满复杂、有血有肉或栩栩如生等）等同于文学性，因而将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裂隙理解为文学与立场（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倾向性更多指向政治立场）之间的矛盾。但这里的“真实性”（文学性）并非是不证自明的那么“纯洁”，亦即这“真实性”（文学性）本身就有倾向性隐含其中，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性，代表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因此，所谓“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矛盾，归根结底不过是不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而不同的倾向性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学标准。所以，柳青在回应严家炎的批评文章中将他们之间的分歧从人物形象塑造的形式问题提升到“原则问题”的高度来讨论：“……我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这不是因为文章主要地是批评我，而是因为文章从上述两个出发点进行的一系列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③ 柳青在回应中谈到合作化运动和以往农村革命的原则不同。以往的农村革命是强调“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对恩赐观点”，但合作化运动却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在组织主要矛盾”和“对主人公性格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动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在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在这里，所谓的“自发思想”以及“盲动性”的文学表现往往会被我们认为更具有“农民气质”，也更“真实”，而将梁生宝描写成“党的忠实的儿子”——在柳青看来，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则容易被批评认为是不够丰满和真实的，也就是缺乏较高的文学性。不过，这种从“艺术角度”出发来看问题的观点，在当时的争论中就受到质疑：“难道从艺术本身出发错了吗？问题在于人们不是抽象地看‘艺术本身’的，总是联系着人物的特定的性格内容来看待艺术本身的，”因此，“离开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和他的性格内容，去抽象地评价一书本身，结果作为艺术评价的标准并不符合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实际。艺术评价不能离开人物特定的性格内容和特定的生活环境的特点。否则不是拿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标准作尺度，就是从另一种不适当的角度来看待新人物的艺术表现。”“为什么严家炎同志从‘艺术本身’分析出发，却得出‘三多三不足’的结论来呢？因为严家炎同志首先怀疑这个人物的思想水平和政治头脑，怀疑这个人物的灵敏的政治眼光和理论水平，怀疑这个人物发现生活中平凡事件的深刻意义的可能性，因此就把他的批评的艺术表现归之于脱离了‘农民气质’。这不仍然说明严家炎同志是用一个并不恰当的艺术标准套在新人物的身上吗？”④ 也就是说，这套“艺术标准”用来评判梁三老汉是合适的，但用来评判梁生宝这样的新人就不合适了。 二 事实上，当我们持有“文学反映论”的观念的时候，“真实性”的问题就是一个无法从理论上完全说明白的事情，既然是否真实牵涉到主体对对象的评判，那因了主体之间的差异，自然这判断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判断对象是否真实？其背后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从严家炎的角度，以“农民气质”作为标准，自然就很容易评定梁生宝这个形象不够真实和丰满；而如果以社会主义新人为标准，那也自然有理由反驳说反对者是用不适当的标准来评判梁生宝。 上个世纪80年代，对《创业史》有一个重新的评价。这是一个寻找“文学性”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在文学中排除许多非文学的东西。对于《创业史》，大体上认为60年代对《创业史》做出的所谓“广阔”而“深刻”地“反映现实”的界定，事实上是以一种政治正确为前提，也就是依据毛泽东和党对合作化运动的论述作为判断的标准，认为《创业史》存在着“政治”与“生活”的矛盾，即整体的叙述框架上概念化政治化的生硬倾向和具体描写中因由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而呈现出来的鲜活之间的矛盾。⑤ 实际上在具体思路上80年代对《创业史》的评价仍然是延续严家炎先生的思路，只不过严家炎先生对于《创业史》是“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的社会前提并不否定；所以依据这样的政治正确的前提，柳青的反驳是有力的。但8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农村中的“新人形象”已不再是梁生宝，而是“发家致富”的“郭振山”时，这个政治正确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与其说80年代对《创业史》的重新评价是对“文学性”“独立”的追求战胜“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抑，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只不过这样的胜利是借助“回到文学”这样的口号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