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8）06－0123－04 林斤澜是典型的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南方文人，从他早年表现京郊农村新貌和文艺界生活的作品，到新时期营构独特的小说审美体系的创作道路，可以见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短篇小说在审美形态的变化轨迹，不容忽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北京作家中，林斤澜是少数的可以成功横跨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老作家”，愈到晚年，林斤澜的创作愈是老到，其小说的审美体系愈是醇厚和精巧，值得进行系统地研究。 引言：当代小说的文体焦虑 1993年，郑敏教授发表文章，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了反思，这位九叶派的幸存者认为，中国现代诗歌之所以没有出现世界级大师，是因为“五四”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了彻底地否定，中国诗歌没有接续自己的传统，出现了断裂。[1] 这其实反映出汉语写作的一个焦灼话题。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在哪里？其实，这不仅仅是现代诗歌的问题，也是汉语小说面临的问题。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小说家们就在西方资源那里进行着锲而不舍地“借鉴”，针对于此，作家李锐这么说：“以彻底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为主调的新文化运动，却产生了一大批汉语特色极浓的文体大家……反而到了‘要发扬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新中国，汉语文学的文体意识越来越被政治高压扭曲，越来越麻木僵死，闹到最后，只剩下‘样板语言’”……[2] 这确乎是汉语小说写作面临的“煎熬”，在这样的“煎熬”中，能形成自身独特的文体风格的作家。其实，就文体的独特性而言，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和“十年十癔”等作品并不输于大家。 林斤澜与汪曾祺素来交好，被称为“文坛双璧”，而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3](p166) 50年代，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发表后，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沈从文）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4] 评论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沈从文在解放前夕就已被认定是“反动文人”）。尽管不能认定林斤澜与沈从文有师承关系，但就叙述风格来说，两者似乎有某种相同之处。林斤澜之于当代文坛的贡献，究其实质，在于他的小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意识。 文体的含义是什么呢？文体一词来自英语中的“style”一词，而“style”经常被翻译成风格、语体，有学者认为：“狭义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5](p73) 这种定义显然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文体的。童庆炳则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6](p1) 这个概念显然不局限在语言学的范畴了，其实包含着三层含义：1.文体首先是以语言为物质核心的文本体式；2.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作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机构；3.文本背后的文化场域。文体的定义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文体可视为作家的话语体式及其折射出的一系列内容。本文将从林斤澜小说的精神体验方式、叙述特征、语言方式等诸方面论述其作品的文体意识。 一、“神无可绘，其境通而神境生”——林斤澜小说的精神体验方式 林斤澜成长于抗战岁月中，辗转于浙江、四川、台湾等地，1950年进北京工作。1959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下放到京郊门头沟深山区，是当时北京市文联中全家带户口下放的第一例，可谓彻底。作为一个流离颠沛于时代变幻中、具有明显传统文人气质的作家，林斤澜已经将他所独有的来自生命深处的顿悟和睿智贯穿于其小说中，熔铸到“矮凳桥风情”系列以及《十年十癔》等代表作中去。 即使现在看来，林斤澜早年的创作都是不落俗套的，以《台湾姑娘》为例，堪称17年文学短篇小说的优秀之作，小说写的是台湾光复后，从大陆去台湾教书的教员与一个台湾女佣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不乏朦胧情愫，最后女孩因参加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身亡，故事是残酷的，但作家的文笔却是优美的。实际上，那种印象式的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美学特征已在林斤澜早年创作中初见端倪。即使是在千篇一律的“歌德”型的50年代小说中，林斤澜的创作也能够从意识形态的缝隙中寻找到个人表达的艺术空间，这在17年“一体化”创作格局中不能不说是独特的。 1978年林斤澜发表了书信体小说《竹》，小说通过一对母女的书信往来，间接揭示了极左路线对人间美好感情的践踏，恬淡的笔触和浓郁的抒情风格，与此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一片控诉之声，又有相当的区别，诸如《甘蔗田》、《膏药医生》、《阳台》、《卷柏》等作品都不无深意。林斤澜在新时期文学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表现地方风物，以“矮凳桥风情”系列为代表，以作家家乡温州的改革开放为大背景，表现了一个小镇的文化变迁；另一个是严肃审视病态的民族性格，以《十年十癔》和《续十年十癔》为代表，可谓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痛史。 林斤澜的小说，往往具有相当古典的审美特征，但这种古典又不是那种渲染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单纯古典美，而是向着险、奇、怪的路子上去，着重表现人性的幽秘，甚至有挖掘人性丑恶的倾向，但叙述方式仍是温和淡雅、从容不迫的。在“矮凳桥风情”系列中，许多作品颇似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以一人、一事来勾勒小说的结构，比如《袁相舟》，主人公袁相舟堪称中国现代底层知识分子的典型，作家借助片断捕捉的方式，淡化人物经历中传奇性部分，作品风格疏朗奇峻。在《十年十癔》系列中，面对种种“文革”中的疯狂往事，作家并不以经典现实主义细节描写方法去刻意营造所谓历史的真实，而是往往以几个画面和简练的人物对话来展现时代的疯癫和人性的丑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