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性理论的先天缺陷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向寻求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昭示了一个道理：在人民当惯了并继续当奴隶的国家里，政治革命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惟有从思想文化上唤醒人们的觉悟，才有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应运而生，这就是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它将一批文化知识分子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启蒙的登台既是历史逻辑的发展，又是文化知识分子对社会职责担当的结果。尽管有论者强调“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从根本上说是适应中国文化与时代的内在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1]，但是西方理论在启蒙运动中还是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国民性理论。中国启蒙的主题，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是改造国民性，而据刘禾考证，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国民性理论是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日本而引入中国的。1889年至1903年梁启超写下大量文章，论述国民性问题成为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一大障碍。1911年前后出现的主要报章杂志，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有关国民性的讨论，它们使国民性理论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我之爱国主义》将国民性问题与传统文化问题相提并论，把国民性当成中国传统的能指，让前者承担中国落后的一切罪名，从而使“国民性”的意义向国民劣根性滑动，成为不折不扣的贬义词。[2] 因此，即使承认中国文化内部蕴藏着启蒙的需求和动力，西方国民性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至少为中国启蒙运动提供了思路。 当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本接触到国民性理论时，它其实已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华的北美传教士Arthur Smith（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为例，该书于1889年先以文章的形式登载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1890年在上海结集出版，据作者说它在中国和东方的洋人圈中广为传睹。它总结了中国人的26个气质特征，这些特征不管中国人怎么看，在明恩溥的眼中无疑是负面性的。他的写作目的是要发现“中国人的问题”，“关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中那么大一部分人取得进步”。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人格和良心，“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而基督教文化可以满足中国的这种需要。[5] 从明氏关于中国变革的观点看，中国启蒙运动的思路确实与西方国民性理论有着相承关系。我们很难知晓当时这本书是否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而它通过日译本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是毫无疑问的。鲁迅在留日期间看到其日译本《支那人气质》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经由文学改造国民性的途径，它构成了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 明恩溥在华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的乡间传教，他对中国人特征的论证建立在对乡村生活和农民的观察上，他在该书引言中说，“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内容，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因此，正是以一个中国乡村为立足点，这些文章才得以写成”。在他的另一本详述中国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的书《中国乡村生活》中，他同样认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4] 明恩溥虽然没有像1930年代的费孝通那样提出“乡土中国”以概括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但是他已经明显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征，而明恩溥对李景汉等社会学家的影响，也不能说“乡土中国”概念的提出与明恩溥无关。这正是明氏西方文化、生活背景使然。已经城市化、工业化的西方与尚停滞于农业时代的中国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在明氏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双级跳跃，当他把乡土特征等同于中国社会特征时，他也把一个中国乡村农民的素质当成整个中国人的素质。在明氏这里，中国与西方的对立暗暗演变为乡土与城市的对立。尽管我们很难在明氏与中国启蒙运动将农民定为批判的主要对象间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受《中国人气质》一书很大影响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一开始就指向了农民。而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国民性叙事的典范，他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中国乡土作家。 二、启蒙的基础：知识的权力 不过，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长远影响的还是明氏的西方眼光，或者说是现代眼光。启蒙知识分子接受国民性理论必须以接受其中包含的西方眼光为前提。如前所述，西方看待中国的眼光建立在它自身的工业化、现代化基础上，以此为标准，它看到的肯定是中国的前现代性。也就是说，在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眼光指向的就是乡土。因此，接受国民性理论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启蒙运动将中国农民当成启蒙的主要对象势属必然。但是，启蒙运动将西方眼光转化成自己的眼光是有条件的。在分析《阿Q正传》时，刘禾指出，如果小说上演的是中国国民性，那么就要追问，在这个国民性理论的中国版本里，“叙事中什么声音使得阿Q和国民性向批判敞开？批判者的意识从哪里来？”在阿Q死前画押的情节中，她认为，阿Q丧失地位，在于他未能掌握书写符号，而“叙事人无论批评、宽容或同情阿Q，前提就是他自己高高在上的作者和知识地位”。[2](P97) 知识，包括对西方知识的掌握，使叙述人成为具有批判能力或免受批判的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启蒙者身份的确认建立在掌握现代知识这一点自信上。《阿Q正传》的叙述人特殊之处在于，他既娴熟旧学，也通晓新学（或者说西学），但是他对新旧学都不满意，对《新青年》和胡适代表的新学的揶揄，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西学的盲从者。刘禾认为，鲁迅对叙述人知识背景的设置所体现的是他对西方国民性理论既接受又拒斥的态度，《阿Q正传》是对明恩溥支那人气质理论的超越和改写，它否定了其中国人必须被西方人拯救的论断。但是只要西学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背景，知识分子就不能逃脱西方眼光的控制。国民性理论作为西方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进化论的理论依据，它以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对待中国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继承国民性理论，接受西方眼光的中国启蒙运动似乎也难以摆脱它对待中国农民的超越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