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叙述里，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基本上成为文学史的“共识”。对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变动与文学潮流而言，“如果说有什么根本变化的话，那就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艰难转化的趋势”。① 在这样的文学史图景里，“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着“文革”的终结，似乎在“新时期”放弃了对文学的参与与规划。然而，80年代文学的发展，是否仅仅是走向“现代”的伟大进军？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 基于这一问题，本文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我调整的脉络入手，解析“新时期”一次近乎被“遗忘”的文学史“事件”——“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讨论及其典范文本。“新人”或可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焦虑之一，在“五四”、延安时期、50－70年代有不同的内涵与变化。本文不拟做宏观的梳理，而是聚焦于“新时期”肇始，思考自1979年初高层领导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学传统，在“新时期”有着怎样的愿景与规划？其仅仅是“50－70年代文学”的转世重生，还是基于语境的变化做出了新的调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其最终的瓦解？这一传统的崩溃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冲击？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与追问。 基于此，笔者尝试在“文学史”的视野里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揭示这一文学史事件产生、讨论、与“伤痕文学”的“对话”及其尴尬的理论困境；通过细读被确立为“典范”的几篇代表性作品，分析“社会主义新人”自身的理论困境如何投影于典范文本，二者之间历史性的罅隙，又释放出怎样颠覆性的“异质”；此外，从“典范文本”的瓦解出发，延伸历史的视野，解析“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套“成规”的崩溃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直到今天，这一剧烈的文学运动依然没有终结，诸多的文本、理论论争与文学现象或许只有置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才可能得到清晰的认识。故而，考察“社会主义新人”的繁盛与衰落、以及最终鬼气森然的嬗变，再思80年代文学主张之洞见与盲见，或许不无裨益。 一 “社会主义新人”的规划与调整 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始于邓小平1979年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了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确立了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1] “伤痕文学”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规划的潜在背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意味着主流文学对伤痕文学“去伤痕化”，重新规划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饶有意味的是，“伤痕文学”尽管被纳入“评奖机制”里，得到主流文学有保留的称赞，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微妙的紧张。尽管“伤痕文学”作家们颇为“自觉”地认识到，书写伤痕是为了“从而更好地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2]；主流文学也需要“伤痕文学”这样的文学形态配合政治上对“文革”、“四人帮”的揭露与控诉，在主流限定的指向与边界内解释“文革”，歌颂“新时期”的“伟大胜利”。② 但是，“伤痕文学”一定程度上始终是“暴露文学”，无论如何谨慎铺陈，残暴的历史、野蛮的政治、被伤害的人性以及“文革”的阴暗记忆，始终难以回避。作为一笔历史的债务，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主流不得不借助其来总结“历史”、展示“伤痕”。然而，伴随着政治的转轨，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继续展示“伤痕”已然不合时宜。如当时评论家带着警告的口吻指出的，“依然停留在往日那种对‘伤痕’的悲歌，对‘问题’的暴露上，就难免会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甚至要走入文学的歧途。”[3] 基于此，主流文学规划了新的文学方案——结束“伤痕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回到熟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作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周扬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贯彻了高层的意志，明确地指出了新的方向：“我们不赞成尽写所谓‘伤痕’。”“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4] 在相关的讨论会上，评论家、作家纷纷表态拥护。作家李斌奎的看法颇有代表性：“粉碎‘四人帮’后，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包括写伤痕的作品，很受欢迎。但不能停留在那里，不能老写这些东西。”[5] 毕竟，如同钱中文当时的发言，“生活本身发展了，特别是建设四化形势的进展，人们希望看到作品写新的东西，所以，文学写新人问题，现在就感到迫切了。”③ 陈传才在讨论的文章中挑明了两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新人应该“不是抚摸‘伤痕’摇头叹息，而是迅速治愈身上创伤，主动挑起新时期的重任。”[6] 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着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80年代“再次出发”——在“伤痕文学”之后“去伤痕化”，通过塑造新的“典型形象”，来“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恰如贺敬之所点明的，“我认为，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正是新时期文艺创作所面临的中心课题。”[7] 某种程度上，这是“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政策与观念的一种“变异中的延伸”。在这样的文学规划中，“改革文学”受到了热烈的赞扬，《乔厂长上任记》等一批作品被指认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文本”。如果这样的文学图景得以实现的话，之后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将难以出现，整个80年代文学或被命名为“改革文学”，再次“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