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本文中是天主教、东正教和耶稣教为主的教派的合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其学科意义上通常指1919年至1949年间的现代汉语文学。“话语”就其实质是一种意义建构的方式。由此，本文实际上要做的工作是，在现代性视野下，考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即基督教文化如何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建构？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按照马克斯·舍勒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基督教属于获救型知识，它涉及个体的福乐、悲苦、希望、安慰，指向超越世界[1]。文学在审美主义论述那里，也常常被赋予获救型知识的某些特征，但它毕竟关注的是世俗世界。于是，有趣的问题就产生了：作为获救型知识的基督宗教文化，历经何种转换，才被中国现代文学所接纳？或者问，基督教文化是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提供正当性资源的？是如何被“文学化”的？基督教文化被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化”的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后果？我以为，这些问题直逼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核心症结，不得不加以审理。 一 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基于汉语思想界伦理资源的巨大亏空。 1916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1卷第6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吾人最后之觉悟》，把伦理的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一指称，将伦理问题推进到汉语文化界、思想界的首要问题。之前洋务派的技术革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制度维新，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救亡图存，摆脱世界格局中被奴役身份，复兴华夏的任务不仅远未完成，而且似乎越走越远。在此一历史语境下，伦理革命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最后利剑，也成为华夏社会现代化的最后方案。至少在当时的情形下是这样的。 基督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进入现代汉语文学的，这使它首先以伦理话语的身份出场。 其实，基督教传入华夏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此前它始终没有进入汉语文学的腹心地带，而是孤寂地浪游于华夏思想文化的边缘。这并非是它没有得到权力话语的支持。其进入华夏之初，唐太宗就诏令天下：“译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主要。词无繁说，理有忘鉴。济物利人，宜行天下。”[2] 也并非是它没有得到体制化的推动。唐太宗为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赐建寺一座；元世祖忽必烈委派官员在其辖区推广景教，兴建教寺。也并非是它没有介入汉语思想文化的要求与举措。罗明坚、利玛窦可谓为之倾尽心力。但事实是，它仍然作为“他者”文化而存在。难道真如茅盾所言，“外来的思想好比一粒种子，必须落在‘适宜的土壤’上，才能够生根发芽”[3]？权力话语的支持，体制化的推动，介入某种文化的努力都还不是这“适宜的土壤”？那这“土壤”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文化的某种真空状态？抑或是由这种真空状态引发的内在需求？ 随着1915年新文化运动序幕的开启，基督教才开始其真正进入汉语文化的历程。换言之，是新文化运动为基督教涉入汉语思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进而言之，如果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社会运动的话，那么基督教在这时进入汉语文化，也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从而成为汉语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因素之一。 不妨问一句：新文化运动做了什么，才撕开了坚如磐石的汉语文化，为基督教的介入开辟了道路？从整体上看，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从实质上看，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反倒来得明快：“覆孔孟，铲伦常。”[4]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诱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这之前的尊孔声浪之甚嚣尘上，以至于儒生们大肆活动力图定孔教为“国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动因。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倡导赛先生、德先生，提出“人权、平等、自由”，其目标就是针对孔孟之道而来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5] 显然，新文化运动斗争的一个焦点在于“反对封建纲常伦理”[6]。 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引发的问题则是：提倡科学、民主没有错，反对孔孟之道也有其历史的正当性，但如其所知，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民主属政治的范畴，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除了是一种王者之术外，更是一种伦理文化。铲除儒家文化，就意味着瓦解了几千年来支撑华夏伦理的价值支柱，代之而起的科学、民主，不能说在伦理范畴内完全无能为力，但以此为基建构新的伦理文化即使可能，亦尚需时日。汉语思想文化伦理资源的巨大亏空就在这时出现了。这很快被文学改良的先驱们意识到。在由新文化运动带出的1917的文学革命，其标志性的两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中，这一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被反复言及。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新青年宣言》就又一次强调：“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7] 这里的文学道德已经触及文学伦理问题。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而那“八事”实际上是从三个层面指出，古代汉语文学走到近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亦即存在之伦理基础。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思与文的分离。思，指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而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无视思想的表达，以至于“言之无物”。二是情与文的分离。“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而近世文学不仅没有高远之思想，也没有真挚之情感，徒有空洞的文词。三是言与文的分离。近世文学模仿古人，讲求用典、对仗等，陈词滥调充斥字里行间，使文学语言严重脱离个性、生活、时代，成为一种无病呻吟[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