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的一份独特的报纸，在当代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媒介角色作用。它一出现就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这里所说的“十七年文学批评”（1949—1966），是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有必要来考察《文艺报》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过程中，作为批评空间展开的媒介中介作用。 《文艺报》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文艺报》在整个“十七年文学批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把焦点放在《文艺报》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以及它在制造意识形态认同中的角色作用方面。 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艺报》从一开始就担当了重要的沟通联络的角色。作为当时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联络刊物，它的出现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筹备“第一次文代会”的岁月里，《文艺报》实际上扮演了“分界”和“暗示”的角色。在1949年6月《文艺报》第8期上，我们看到有“晋京”演出节目单和参会代表名单，“文代会的代表名单看起来颇有点像大功告成后的‘功劳簿’和‘封神榜’，这个名单围成一个既封闭又随时都开放的场域，谁有资格从地方被招进京城参加文代会，这是一种荣誉，也是对成就和身份的肯定，这些荣誉于是转换成了象征资本，因此它们印刷在《文艺报》上就是一种无声的召唤”①。从这个小小的举动之中，不难发现，意识形态的潜在规约作用有着强烈的指导和示范效果。此时的《文艺报》事实上扮演的是文学发展过渡阶段的方向标角色，在1949年9月25日正式复刊后，参与到引领民间艺人改造的运动之中。在整个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是意识形态的整合和规范的身影。举办座谈会是其介入这个运动的突破口之一。 文艺报社在9月5日下午邀请平津地区过去常写长篇连载小说的部分作者，开了一个座谈会。……主席陈企霞首先说明开会意义在于研究这一类连载的章回体小说的文艺形式的写作经验与读者情况，讨论怎样发展并改革这种形式。他说：“不管哪一种文艺形式，当其被很多人所欢迎或注意时，我们就不能置之不问。”丁玲在结尾时明确地指出这个会的目的在“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为人民服务”！② 《文艺报》对于改造的重视，令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连载小说作者们非常的感动，他们说：“过去从来没有人照顾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会来谈这个问题，今天还是第一次。我们心里实在很感动。”③ 这种意识形态的整合和规范的思想资源，我们认为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直接指出了文艺发展的具体方向，认为文学是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途径之一。对于文学作品，他期望其能够起到动员全体民众的作用，将尽可能多的民众组织起来，参与到缔造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新的创造。 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之中，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进行提炼，那么它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对于刊物宣传媒介的重视是比较突出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亲自主持对《解放日报》的改版，这次改版也成了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报刊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在延安时期和建国之初，毛泽东都对刊物媒介，特别是机关刊物进行了改造，我们可以理解这其实是毛泽东针对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的现实所采取的行动。这样的审查也就确定了新的用稿方式，如主要报刊使用什么样的稿件，何时使用，如何转载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文艺报》在建国以后的“社论”是个值得分析的焦点，该栏目常常刊载一些政策文件，领导发言，如周扬、茅盾等的文章，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对1950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的直接回应。1950年4月21日，各报纸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迅速做出回应，在1950年第2卷第4期上，刊登了署名为“编辑部”的《〈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的号召，在最近，我们将十五期的《文艺报》做了一个初步的检讨，因为我们学习得还不够好，不一定深刻和恰当，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们在自我检讨上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欢迎读者更进一步给予批评，使我们的编辑工作能更切合于文艺运动的当前的需要。④ 文章中还继续说道，（目前的《文艺报》）“不够我们要求的水平的，不能使我们满意，《文艺报》在编辑工作上还有许多缺点”。接着文章提出，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通过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与政治更密切地结合，广泛地接触目前政治上的各个方面的运动，并且对毛主席《讲话》的学习与贯彻宣传还很不够，而这样的宣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最后，文章说： 我们缺点很多，归纳为上面的主要的四条，但为什么会有这些缺点的？那是由于我们编辑部还没有将学习政治、政策，放在最首要的地位。同时对业务的学习也不够，因此自身的研究工作，提高工作少，而埋头在事务工作中，看稿，回信等。……我们的初步检讨结果，大抵如此，不够之处一定很多，希望读者多多予以帮助，《文艺报》是属于大众的。⑤ 类似的事例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还有许多，再比如，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对《文艺报》提出了严正的批评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举行了多次会议，深入地检查了《文艺报》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最后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指出错误的实质和根源，并且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在《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上，刊登了《编者的话》，其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