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认知的深化，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落寞之后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升温态势，并相继推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唐小兵的《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丁帆等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还有一些新编的教材，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但这毕竟是初步的，它与此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此后的新时期文学研究相比，都有相当的距离。在“十七年文学”“是什么”、“怎么样”等基本问题上，存在着显见的歧义。也有的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打通”的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出于各种考虑，索性压缩乃至抽去这一时段的文学，使之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变成一种“空白”或“准空白”。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滞后，同时也对“十七年文学”的总体评价提出了新的挑战。显然，在整体文学、文化研究不断走向理性与成熟的情况下，任何仅从一个角度做出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十七年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短时段”文学，还是就其与“长时段”20世纪文学之间的关系来看，都蕴含着非常丰富复杂的内涵。如果我们的评论仍停留在原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层次，那不但会降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水平，而且还会对20世纪文学整体研究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制约。 以上种种，就构成了本文写作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这里，我无意对“十七年文学”历史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而主要想探讨其中聚集的自我矛盾的特征。作为从现代向“文革”及新时期过渡的一个特定阶段的文学，“十七年文学”尽管自有其基本的属性和本质的规定性，但它并非如我们所想象得那样简单、绝对和纯粹，而是呈现出极为矛盾复杂的状态：它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的复杂缠结。只不过这种矛盾被当时的主流话语所遮蔽，而更多以历史的“另一副面孔”或“异端的声音”呈现出来罢了。完整的“十七年文学”或文学史，就是由这一体化与矛盾性所组成。 一、矛盾性表现的三个层面：思潮、精神与文本 谈到“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不能不涉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体化”。此所谓的“一体化”，即指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逐步形成的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因此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①。这种“一体化”在“十七年”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以国家的权力作为保证”的对文学的“一种强制性的规范要求”，目的是为了“保证文学的题材、风格、主题，甚至人物、语言，达到一种统一化的要求”②。这也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的一个观点。故而，概念的提出者洪子诚一时声名鹊起。然而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由于洪子诚主要“从历史生成的演变的‘大处’着眼”，也由于他“比较倚重历史的观察而相对忽略文学的反观”，因此，相应忽略了“一体化”背后的异质因素，及其不可思议的能量，并使其文学史叙述“凸显了当代文学比较阴沉的、‘悲剧性’的一面，而对其中‘喜剧性’的因而也是‘明亮’的一面，可能昭彰不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叙述‘一体化’的生成和演变，他是那样环环相扣，严丝密缝；而讲述它的‘解体’，却相对涣散，多少给人以平铺直叙的感觉”③。洪子诚在后来的有关著述中对此作了调整和修正，强调指出“一体化”这个概念，“在某些地方很适用，但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的具体研究”，更不可将它凝固化、纯粹化，事实上在“一体化”的总体格局下面，“文化‘分层’的现象，不同力量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消失”④。 不仅如此，由于观念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位”，“十七年”尽管对文学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有时甚至凭借国家政治权力来加以推行，如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但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绝对”和“纯粹”。文学有其“规训”所不能规训的创作规律。从生活到艺术是十分复杂的，这之间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和非意识形态的因素。因此，这就常常导致了实践对理论的僭越。更何况，文学不同于政治，“文学家，似乎比政治家更多地看到这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反面’，因为文学家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他们总是把精神、感情看得重于物质生活”，而且“在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在文学的时代精神与它的超越时代的品格之间，存在着矛盾”⑤。从这里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那时的作家在热情讴歌现实政治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契入点，在对社会阶级单纯的理解之中，又有一定的超越，从而无形之中拓宽了文本的内涵，使之程度不等地获取了与“五四”和新时期相似的超历史的一面。从这里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乃至后来的“文革文学”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有趣现象：一方面，它往往有意识地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迎合姿态，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却对之仍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一方面，它竭力按照当时流行的政治标准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这些人性和趣味的认同。这就出现了文学应有的“自我身份”与政治规定的“他者身份”相抵触、相混淆的现象，一个因政治权力无法化解的矛盾和悖论。有人在重读“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时曾指出，“现实权力对小说和小说家的征服和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反抗化约、整编的过程，后者不仅以文学的‘本能’和微小而不屈的坚持，限制了‘历史大叙述’的虚妄，而且最终宣告了它的不可能性”⑥。这个评价同样适合当时所有的文学样式。我们所说的“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就是这个“过程”后一方面的表现。它是为文学“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也是文学“独特的感受世界方式”的必然结果。而揭示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开始超越了社会学、文化学研究的套式而真正返回到自身的“文学现场”，它并没有因“一体化”就无视其中存在的异质的成分，一概否定和抹杀其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那么，“十七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到底是怎样表现的呢？从系统的角度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从文学思潮层面看，其内在矛盾性，既表现在周扬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与胡风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周扬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江青为代表的实用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周、胡矛盾在50年代初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与现代文学史上左翼内部的宗派矛盾包括个人恩怨纠葛在一起，曾围绕文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问题产生过激烈的碰撞。然而，正当周扬按照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理念来整治文坛时，极“左”政治文化规范的新的代表人物又应运而生。江青等人以政治实用和庸俗社会学为武器，对周扬推行的革命现实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周、江之间的矛盾便凸显出来。50年代后期至“文革”日趋升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为江青推行实用现实主义创造了条件。至此，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也进入了一个封闭、单一、贫乏的年代，并向“文革”发生全面的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