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初，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大众传媒的合谋使得中国文学的境遇变得越来越复杂。虽然一年一千部的长篇小说以及上万部的中、短篇小说足以支撑繁荣、发展的表象，但是大众文学期待的降低、文学接受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作家身份与形象的改变、当代文学史的滞后以及当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混乱，等等，都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面貌的被“改写”和当代文学地位无可奈何的衰落。与这种状况相呼应，当代文学的研究也面临种种困境与问题，表现为：其一，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评价体系，极端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文学判断再次“复活”，批评界无力让全社会在当代文学问题上形成普遍的共识；其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这是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被视为“无物”或“垃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文学评价环境的混乱导致了文学生态的恶化，畸型的社会心理、“暴力”化的文学话语方式的流行使得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无法展开。这些或隐或显的困境与问题，在2007年终于因为德国汉学家顾彬那个耸人听闻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访谈而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①。 一、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经典”，应不应该“经典化”？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轻视和贬低，其实早在顾彬之前就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界因为其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否定其文学性；对80年代以后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学界又因其对西方文学的“过度模仿”、缺乏“原创性”而质疑其价值；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早有学者以所谓“新时期文学危机论”予以全面否定；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价值混乱”、“没有大师”、“没有经典”的指责也不绝于耳。事实上，顾彬的“垃圾说”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种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和不满进行了集中与放大。而他的“说法”之所以会演变成一个“事件”，似乎也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不良学术风气的一种放大，因现代化的自卑而导致的对西方的崇拜，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学术领域，西方汉学家的赞赏会令中国作家身价倍增，甚至文学史也因此被改写，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文学神话”的诞生固然是西方汉学家一手制造的，而他们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似乎更能引人注目。 我们可以不理会顾彬的“炮轰”，然而却不能不反思中国文学界内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轻视与否定。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开端到现在，中国文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是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近六十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成熟程度和文学性的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当代作家的创造力来看，“当代文学”的成就要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当然，“经典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几个误区： 其一，对于“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误区。“经典”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又是一个无法进行精确检测和证明的修辞性概念，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因为各自的角度、背景和趣味、修养等的不同，他们对所谓“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等等词汇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同。应该说，经典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相对性的一面，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经典”不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代名词，在人类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存在毫无缺点并能被任何人所认同的“经典”。因此，对每一个时代来说，“经典”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圣的、神秘的存在，只不过是那些比较优秀、能被比较多的人喜爱的作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文坛谈论“经典”时那种神圣化、莫测高深的乌托邦姿态，不过是遮蔽和否定当代文学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他们假定了一种遥远、神秘、绝对、完美的“经典形象”，并以对此一本正经的信仰、崇拜和无限拔高，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话语体系，从而充满正义感地宣判中国当代文学的“死刑”。 其二，“经典”的“自动呈现”误区。与对“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倾向相呼应，许多人宣称经典是自动呈现的，经典的价值是先天具备、无须命名的。这样的观点恰恰忽略了文学“经典”的特殊性，文学经典是在阅读的意义上体现其价值的。一个没有被发现的经典，一个没有被阅读的经典，一个没有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力的经典，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对于已经被认可的经典文学作品来说，它的价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阅读者，经典完全可能呈现不同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价值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同时代人阅读、研究、评论、选择，那么，这个时代的“经典”是不会自动“现身”的。在对经典确立方式的认识上，当下文学界存在一种普遍的错觉：“经典”只是过去时代的作品，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和轻视当代，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这实际上就“人为”地阻隔了当代人、当代文学通向经典的道路，并以“悬置”的方式剥夺了当代人认识和言说当代经典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阻隔”面前，当代人正在逐步失去对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学的信心，我们仿佛不是生活在当代，所谓“当代”，所谓“当代文学”，似乎都成了一种缺席的、不在场的存在，更不要说当代经典了。这种对于当代文学变相的“虚无主义”可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面孔暧昧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