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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 时间：2008年3月10日 地点：南京 人物：苏童（作家） 李建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7级博士生） 李建周：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格局中，您是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位作家。随着文学史学科的专业化，像您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正在被逐渐经典化。但是这个经典化的过程又是充满歧义和不确定性的。比如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对您有不同的命名，后现代主义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等各种帽子扣到了您的头上，同时也有人认为您的作品不属于先锋小说。当我们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考察这种经典化过程时，会发现文学史的建构包含着复杂的话语运作机制，背后凸显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所以清理文学史复杂的生成情境，发掘那些被文学史遗漏的具体细节，打开历史的褶皱，构成我们今天“重返八十年代”的重要动因。而对于每位作家而言，可能都会有一个个人写作的隐秘源头，这个源头和文学史叙述构成一种奇妙的张力，它可以修正或者廓清很多似是而非的僵硬结论。那么，在您开始写作时，是带着什么样的文学抱负走上文坛的呢？和当时的文学成规、意识形态、历史情境有着怎样的关联？最初的写作状态又是什么样子呢？ 苏童：今天的文学跟二十年前比，渐渐被边缘化了。热爱文学变成了少部分人的事业，文学进入到公众认可的萧条时期。我走上文学之路，把狂热的文学梦一点一点变成现实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是一个纯真年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中国人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匮乏，当时追求物质没有形成任何的潮流和气氛，几乎所有人最迫切的都是在精神世界上的狂热吸收。社会思潮真的是八面来风，所谓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种种变化，也给人带来了现在很难感觉到的激情。好多人把这种激情转化为文字。我二十多岁，是个标准的文学爱好者。在当时的人群中，这是最普通的爱好。从事写作开始，我就定下笔名叫苏童。但写作对于每一个人也有它的名字，对于我，写作的名字其实是一直在改变的。文学对于我的第一个名字，是欲望。 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我跟所有人一样，都有某种非常大的欲望。这个欲望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听的欲望，第二个是说的欲望。听，很简单，就是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从苏州小城来到北京，对我思想的锻打和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经常背着书包在校园，甚至去北大、去美术馆，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同时开始大量阅读，托尔斯泰和“三言二拍”交替着读。那时大批书都印出来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而且书价很便宜。虽然我后来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地读书，但是大学四年是我这一生吸收东西最疯狂的时期。在听的种种欲望的驱使下，听得多了，自己就有很强的说的欲望了。那是个诗歌的年代，我们班上四十多个学生都写。就在这种人人都写作的年代，我也很自然地开始了写作。 我们自己的文学当时也有几个增长点，一个是朦胧诗，一个是伤痕文学，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伤痕文学刚刚兴起时，右派、知青作家纷纷诉说他们这几十年当中的不幸。“文革”时期很多人都经历了创伤，创伤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作为一个刚进校门的大学生，我也有很强的想要说的欲望，但是说的内容，有时候不免是青春期的躁动，是一种无病呻吟。当然无病呻吟到比较好的时候，无意当中会带有一种哲学的思考。我的一个同学的事例很典型。我从来认为他的写作才华不如我，但是有一次在墙报上看到他的一首题目叫《无题》的诗，其中写到“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下”。我说这句话里有名堂。他通过诗歌考虑到生和死的问题，而且用产房和太平间的天花板之割断的关系，后面的天地非常大。我一下觉得我那个朋友写出了一首非常好的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同时也觉得我应该写出更好的诗歌来。说起来比较伤心，我写了好几年诗歌，确实也发表了，现在看来有点矫揉造作不堪忍受，但是我很珍惜那个时期，很珍惜那些东西，因为是一个倾诉的欲望导致我要说，哪怕这个东西是多么的浮浅，多么的苍白。所以在文学第一个时期，有两大欲望在我身上具体实践，导致我走上了所谓的文学之路。 开始写小说时是天不怕地不怕，主要是鲁莽的写作冲动决定了一篇篇小说的开始。其实对小说最后的面目是没有预期的，也没有过多精细的设计。小说的人物基本上是由叙述者决定，他遇到谁谁就粉墨登场，叙述者不需要了，人物有可能突然消失。现在看来，一方面对人物是弱化处理，另一方面对自己塑造人物的能力，也是没什么自省的。那时盲目自信，开了头就可以写下去，唯一的破坏性的举动就是觉得稿纸涂改太多了，我就把它撕掉。有时候我会部分重写，写不下去的记忆是几乎没有的。即使有的写到中途觉得不是这个味道，有些不对头，先放在一边的情况也有，但不是太多。有时候稿子扔了就扔了。有时候过了一阵儿找来再看，发现一个角度，或者拉一个人物出来，一下子感觉小说又获得活力了，可以推进了，那么又会写下去。我有几篇小说就是这样。现在看起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旦扔下，再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可能叙述方向错了，这个一错就错到底了，一条道儿走到黑是无法修正的吧？只好等待收获错误，收获意外了。 李建周：在当代作家中，您是一位讲故事的好手。您的小说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也唤起了影视媒体的强烈兴趣。这从您的小说不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至今，您的《妻妾成群》、《红粉》、《米》、《妇女生活》、《小偷》等小说先后被搬上银幕，其中根据《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妇女生活》改编的《茉莉花开》，根据《小偷》改编的《小火车》都获得了重要奖项。当然，小说与影视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改编的过程中必然会丧失掉一些小说特有的重要的东西，但反过来说，成功的改编也必然给小说带来更大的声誉。今天小说和影视的关系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往往是影视作品获得巨大成功后，紧跟着出书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而80年代往往是小说发表后，引起导演的注意，然后改编成影视作品。但不管怎么说，小说的影视改编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两种不同的表意方式可以发现很多的历史缝隙，而这种缝隙背后又暗含着多种互动的知识背景和话语谱系。而对于您来说，《妻妾成群》的改编无疑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它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请问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它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当时的文学史秩序有着怎样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