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之所以能够成为30年代“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作家，其小说之所以能够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是和他对小说艺术的自觉追求分不开的。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小说艺术家”。对于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使他的小说不拘一格又个性突出，堪称精品。本文试图结合阅读吴组缃小说的体验，着重谈谈至今还没有被深入讨论过的吴组缃小说艺术的三个方面。 一“龙灯式”结构 吴组缃十分重视小说的结构，不论是谈及自己，还是评论其他作家，结构的探讨都是他谈小说创作的重点之一。他在高度评价艾芜的短篇小说《秋收》时指出： 作者取用了一种短段落的形式。全篇不到两万字，一共分作十八个小节，每节交代一个场面和一个发展的阶段。这结构颇象乡间正月里出的“龙灯”，短短的节段，彼此勾连，舞动起来极为灵活。① 相对于同样热闹的民间“舞狮”表演，“舞龙灯”更加受人青睐。“龙灯”由若干个节段彼此相连而成，“龙头”、“龙身”及“龙尾”的造型、功能和动作各不相同。舞龙者各举一节，互相配合，首尾相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能更灵活地“舞”出“龙”的各种姿态，如“二龙戏珠”、“火龙腾飞”、“蟠龙闹海”等。观众既能在流光溢彩的表演中，欣赏到“龙”的变化多端的姿态和舞龙者的默契配合，又能清楚地感受到“龙”的各个节段在整个表演中的独特魅力和各个舞龙者的创意。因此，吴组缃所说的“短短的节段”和“彼此勾连”，正是“龙灯”的两大特征。 吴组缃形象化地将《秋收》的结构概括为“龙灯式”，旨在称赞小说外横而内纵，兼具横纵之美，像民间的“龙灯”表演一样精彩传神的特点。实际上，这种结构同样是吴组缃小说的重要结构方式之一。 吴组缃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多次提到所谓“切西瓜”的方法②，这种比喻的说法旨在阐明他的小说常常采用“横截面”式结构。相对于“纵剖面”来说，这种结构方式往往是“用最经济的手法，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并以此来“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③《某日》就是一篇成功运用“横截面”式结构的小说。正如作者所言： “我此篇（即《某日》）全部描写，将故事纳于一个相连续的场面中，不用追忆或平铺之叙述。”④确实，这篇小说并没有完整地叙述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集中描写了狡猾的岳父因丧女来贫寒的女婿家讹诈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处于底层的贫苦农民的艰难处境，大毛、亲家公等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此外，吴组缃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结构方式，即在小说中并置多个场面和片断，形成“片断式素描”的特征。《黄昏》在短短的篇幅中写了家庆膏子、桂花嫂子、锦绣堂三太太、松寿针匠夫妇、老八哥几个人物及其悲惨经历，通过叙述者“我”听到的几种声音将几幅惨痛的农村生活片断连缀在一起，借此向读者展示了像“坟墓”一样的农村生活的真实现状。除了撷取生活中几个典型画面，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空间感很强的图画之外，这种多片断的“横断面”式结构还表现为在较短的时间内，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数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使他们集中出现在一个场所，各说各话，形成一种多声部的交响乐，共时性地展现出广阔的社会内容。如《一千八百担》的宋氏宗祠，《樊家铺》的茅铺，都是各色人物登场的舞台，也是浓缩地展现广阔社会生活的舞台。⑤ 然而在吴组缃小说的“横截面”式结构之中，其实还内嵌着一个潜在的“起承转合”式的纵向结构，正是这个内在的纵向结构使看似共时呈现的各个场面或片断勾连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具体来讲，作者在横向的场面描写中，常常还要精心叙述一个中心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过程，如《一千八百担》中表现为“农民抢粮”事件，《樊家铺》中表现为“杀母救夫”事件。正如吴组缃所说，“作品的结构，实际上是作品中的故事所表现的内在的矛盾斗争的发展的形式”⑥。他称赞鲁迅的《阿Q正传》运用了一种“起承转合”式结构，来表现“阿Q与以赵太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发展过程”⑦；而对茅盾的《动摇》在结构上不能起承转合，则颇为不满⑧。在《生活·写作·读书》一文中，他特地援引“八股”文章的做法，来进一步讨论何谓“起承转合”，并认为其好处在于“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能够反映客观的内容”⑨。当杨晦对《鸭嘴涝》的“文字过于修炼”提出批评之时，他从传统文学“做文章”的角度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反思：“我受传统文学修养之毒甚深。于文字技术力求整饬，下笔写作，便有一种‘做文章’之意念存乎胸中。”⑩显然，这种反思不是只就文字层面而言。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往往强调事件发展的几个关节点，那便是“起”、“承”、“转”、“合”。其中“转”这个关节点非常重要，是情节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一千八百担》中农民与祠堂中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矛盾冲突是小说主要表现的内容，虽然农民在小说的大部分段落中并没有正面出现，但是从人物的对话中不难观察到他们矛盾逐渐尖锐化的过程。小说“起”于农村因干旱而欠收的破败生活，“承”于各个权要角色争夺粮食时表现出的对于农民的剥削和压榨，缺席的人物“竹堂”在小说第五节人们的讨论中出现，即是“转”，最后农民走上前台，揭竿而起，便是“合”。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结尾太突兀，如果弄清其内在结构的起承转合，就会理解作者这样精心安排，正是为了表达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农民除了奋起反抗没有别的出路的主题。同样，《樊家铺》采用的也是类似的一种明横暗纵、外横内纵的结构。 如上所述，吴组缃正是将自西方引入的现代小说的“横截面”式结构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起承转合”式结构结合起来，各取所长，兼顾横纵之美，才形成了他小说创作中独特的“龙灯式”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吴组缃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不仅最大限度地出现在同一时空中，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又循着一个潜在线索不断向前发展，从而达到了一种既深入又广阔地剖析社会现实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