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4-0048-05 一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起死》，解读的人相对地比较少，可能是不大容易把握住它的内涵的缘故。 《起死》讲述的是《庄子》中的一个故事，是一则荒诞的故事，一个好玩的游戏，一串辛辣而温暖的嘲讽。故事描写庄子“齐生死”的恶作剧以刺世，却并非着意于去表达庄子。 先要了解鲁迅对庄子的认知。鲁迅本不认为庄子是“无是非”的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句话，典出虽在《齐物论》，但它的原义是庄子对那时儒墨纷争，名家诡辩，各执一“是”，以致是非莫辨的状况所作的批评，不是要表达自己的主张。鲁迅在《“文人相轻”》一文中，曾为此作过解释。他说：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① 但后人似乎不愿细加分辨，把这句话当成了庄子的格言，让庄子糊里糊涂地做稳了“无是非”观念者的祖师爷，这实在是他自己未可预料的。这应该是一桩公案，而至今还很少见有专门的讨论。 为什么先要提起这样一桩公案？因为鲁迅在《起死》的描写中，“庄子”是以一个“无是非”观念的人物出现的。鲁迅既知庄子不是“无是非”，笔下却出现了一个“无是非”的“庄子”，岂不有龃龉？这是解读这篇作品时首先要遇到的一个困惑。要解开这个困惑，先要明白这是与所写的文体有关的。《起死》是“小说”，小说是可以借《庄子》书中的故事来自由创作的。鲁迅自己曾戏说过，“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②，他拿“庄子”来跟“今人”开个玩笑，明显地是一种调侃，读者其实不必认真地拿来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人物，而鲁迅在调侃中也无须正经地去臧否庄子。把这一点先弄明白，对于认识《起死》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研究者至今认为鲁迅作《起死》的用意是在批判庄子，那是不一定确切的。 不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庄子的话，但这句话又早已是中国人通行无阻的“口头禅”。它之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辛酸的幽默话，原是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的。鲁迅说过：“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③又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的：‘赵太爷说是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④一般民众是难得去问是与非的。王权之下的一般读书人不敢直面世事，道理也正与此同。所以不但是一般民众，就是读书人也都乐于把这句话据为己有，以为临事时卸责的借口。读书人拿了“庄子”的大名来做挡箭牌，则更是另有卑怯而自私的隐衷。这就是“格言”的原意早被遮蔽了的原因。总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成为格言，既与庄子有关，却也是误读了庄子的话意的。 但鲁迅为什么对此加以追问，且对于知识者有特别的谴责呢？因为知识者是“现代”人，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应该对庄子有新的认识。尤其是新一代的知识者，他们本应该能够养成鲜明的爱憎和是非判断的能力，能够荡涤旧习，以矫社会之弊，而事实却并不如此。五四过后，恰恰是社会精神的倒退成为了庄子重新走入现代人生活的原因。由此，当30年代的文坛上再现出一派标榜庄子的气氛时，鲁迅深有感触，也必然会有所针砭的。或者有人会理解为这不过是鲁迅的特别的敏感，因为那时标榜庄子的人，并不一定自觉到自己对庄子的传承，或者他们其实对庄子的思想并无透彻的理解，不过取其一点去发挥罢了，鲁迅的责备是过于苛峻。但鲁迅既深知庄子，又深知自己为何要摆脱庄子，他就有责任去让社会认识“庄子气”。这正是鲁迅之所以为智者，他的所感所见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发展中不可轻视的睿知睿见。 问题在于怎样去表达这样一种深刻的见解。面对着一种已经社会化的精神现象，怎样去谈论被符号化了的“庄子”？怎样去揭示“庄子气”的可悲而可笑的本质？对本不愿意“明是非”的听众去辨“是非”，鲁迅认为作用是不大的。在“不可理喻”的环境中，正面地讲理论通常是徒费口舌。在这种情形下，运用“小说”的形式，正是比较恰当的。在故事中，可以假装承认了庄子就是“无是非”论的“祖师爷”这样的“事实”，来和自标为有“庄子气”的人物开点玩笑，不失为一种愉快而有效的策略。这是一种“归谬法”的思路，也就是将习以为常的东西滑稽化，使之成为可以看得见的“荒诞”的存在，以让世人警醒。这是鲁迅以滑稽化的手法来写庄子的动因。而这又决定了《起死》是闹剧性的作品，是嘲讽性的作品：嘲笑了一个滑稽化了的“庄子”，也嘲笑了文坛上拿了庄子来做祖师爷的“无是非”党，嘲笑了一群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以庄子的名义正在退隐的文人。由此可以明白，作品要嘲笑的主要是“无是非”观念和符号化了的“庄子”。如果论者借了小说的描写来研究庄子的真实的思想和行为，说作品反映了鲁迅怎样的庄子观，如何实现了鲁迅对庄子的批判，等等，那其实是自己去惹麻烦的。 这是我们理解《起死》先得弄明白的“是”与“非”，否则附会之说就很难避免了。 二 要之，作品中的“庄子”是虚拟的滑稽化的艺术形象。 鲁迅应用的是《庄子·外篇·至乐》中的一个材料。《至乐》篇中的故事只是庄子杜撰的一个滑稽化的寓言。这个寓言写的是所谓“齐生死”的说教。但只要感受这故事中的谐笑与洒脱，读者就应该明白庄子其实是意在抒愤懑。鲁迅在《半夏小集》中，谈及庄子的死亡观时有一段话说：“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我却没有这样旷达……”⑤则可见，鲁迅也并不以庄子为“齐生死”的理论家。在对待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上，鲁迅甚至是引庄子为同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