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社会月刊》的编辑曹聚仁公开发出一封信，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信中提到五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鲁迅在答复信中说：“秀才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①我们认为，这个回答是鲁迅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运动带有总结性的评价。 这个回答不仅道出了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的根源、路向、主题，还指出了它的要害和实质。其一，当时提倡恢复传统文化的人，大多不是前清遗老，而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文人；他们也曾是造反的秀才，但后来渐渐成了社会名流，据了要津，即鲁迅所谓“中了举人”。其二，因为身份有了变化，渐渐觉得白话已经无法体现自己比别人高雅的地位，于是竭力恢复文言，提倡读经，与一般民众拉开距离。其三，文言复兴实际就是官话复兴，一般的文化人（秀才）一旦爬了上去（中举），必然是用自己的语言，制造自己的话语系统，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其四，文化复古思潮不仅是一个“文艺复兴”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为“秀才”与“举人”的对立关系就隐含在白话与文言的语言交锋之中。于是我们看到，在他的许多晚期杂文中，鲁迅经由语言考察，展开精彩的“话语分析”，揭示出30年代文言白话之争背后的权力角逐。 一 1934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撰文《禁习文言和强令读经》，提倡小学恢复文言，中学习读《孟子》。在当时，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是配合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所谓“文化统制”，以及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再次倡扬礼义廉耻信等传统文化价值而发的。但这也不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文人，虽不认同国民党的“文化统制”，但仍然存在这种隐隐的文化复古倾向。在鲁迅看来，只是简单地指出恢复文言、提倡读经的政治图谋及其配合法西斯专政的性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不能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文人倾向复古，你也不能把所有倾向复古的文人都推到国民党政治集团那里去，那样做既不符合实际，对革命也是有害的。于是鲁迅投入了很大精力和时间，研究分析了这种复古思潮的来龙去脉，并通过切实的考察和严密的论证，撰写了一系列杂文，让人看清这种思潮的危害，从根本上打倒和摒弃它。 其实在此之前，鲁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文化界愈来愈浓的保守气味和复古倾向，于是写了《感旧》一文。不料这篇文章触及了施蛰存的敏感神经，两位原本关系较好、甚至过从较密的人，从此你来我往，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论争，这就是著名的“鲁施之争”，或者被称为“关于《庄子》《文选》的论争”。有意味的是，这桩有名的历史公案，尽管业经研究者反复审理，但结论却大相径庭。一般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批判施蛰存的复古卫道；而9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渐转换了方向，纷纷说施蛰存是对的，开始指摘鲁迅，说鲁迅是乱骂，鲁迅不应该对施蛰存进行“人格攻击”②，由此可见近几十年中国文化价值的变化之速、之复杂。但文学研究不是烙烧饼，简单地做翻案文章于事无益。只有把论争的话题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在30年代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观照和辨析，方可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 鲁迅写《感旧》其实并非针对施蛰存，而是痛感到当时那股隐隐的怀旧复古的文化氛围。鲁迅谈到光绪末年的“老新党”们，虽然拖着辫子，学过八股，却认认真真地学洋话，读洋书，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图富强”。但到了民国成立二十年后，情形却大变：有些新青年，虽然并未学过八股，并不精通国学，却学篆字，玩填词，劝人读《庄子》《文选》，自刻印版，做方块诗，简直成了光绪初年的雅人③。在这里，鲁迅批评的是那些生在中华民国，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新青年”，他们学清朝遗老的做派，冒充古雅，并以此自炫。时代要求进步，生存尚需竞争，日军一步步紧逼，列强虎视眈眈，奋起追赶尚且困难，更别说大踏步倒退了。鲁迅怀疑，追求“古雅”是否真的能获得生存空间，恢复旧物是否真的有利于生存竞争。鲁迅质问，在排满成功，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下，崇尚复古能使中国人立足于天地之间吗？因施蛰存曾在《大晚报》“推荐给青年的书”栏目中推荐了《庄子》和《文选》，他就敏感地怀疑鲁迅写《感旧》一文矛头是指向他的，于是写了《〈庄子〉与〈文选〉》，鲁迅就回敬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施蛰存又写了《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鲁迅针锋相对，做了《扑空》和《扑空正误》，施蛰存又有《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鲁迅又做了《答“兼示”》、《反刍》、《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文章。真可谓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搅起了一起颇为热闹的文坛风波。在文字的交涉中，当然会有一些意气和激烈的言辞夹杂其间，但若细读这些文章，撇开某些感情因素的浮沫，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这场论争，我们会发现，鲁迅在这场笔墨之战中并非意在伤害他人，也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争辩中逐渐清理杂乱无序的社会思潮，深化其关于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一贯思考。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鲁迅强烈反感新青年崇尚古雅，摆弄古典，其出发点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需要，着眼于中国的落后现状以及面临的重重危机。正如上文所论及的，有感于晚清时期“老新党”们拖着发辫，尚且执着于国家民族的“图富强”，鲁迅必然反对30年代的新文人迷恋旧式文化的假古董，尤其反对把“古雅”当作旗子来招摇，劝诱更加年轻的人去效仿。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说：“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又说：“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慎，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了吗？’”④即是说，“古雅”拯救不了中国，僵死的文字只能束缚青年的头脑，不能给人以创造。鲁迅又说：“活的生活已经那么‘贫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不见了，只剩下字汇……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即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⑤鲁迅认为，精彩的人生不可能从古雅里寻得，而是要进行新的创造；创造自然免不了从古代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获得资源，但都必须是经由“拿来主义”的择取，或存放，或占有，或抛却，或使用。这样才能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才能塑造中国的新青年。古雅是不能使中国立于天地之间的，文化复古更无益于中国的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