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和城市文化改造运动同步，乡村大众文化改造也同时展开，成为研究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考察对象。而由于左翼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复杂关系，使得我们在考察当代文学时，往往会身不由己追踪到“解放区文艺”，本文考察的说书人改造也是如此。无论是1949年后的说书，还是延安时期的说书，我们于其中既会看到大众文艺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也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乃至左翼文艺的“历史相关性”。一发现“说书人” 1944年，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民间艺人李卜》一文，介绍当时很受延安欢迎，如今被我们遗忘的流浪艺人李卜，李卜打小喜爱唱戏，尤其喜欢唱眉户、闹社火（秧歌）。旧军阀曾把他绑去给部队唱戏，逃出后自己组了个班子，在安塞一带流浪，后生意不好散了伙，只好回家重新做木匠。1940年的一个夜晚，民众剧团在陕西鄜县演出时，农民张云在观众群中认出了李卜，马上跑到后台，向民众剧团柯仲平团长报告。在人丛中，柯团长热情地拥抱了农民李卜，说：“唉，我老早就在访你呀，今天总算遇到了……”①。第二天，柯仲平在自己屋里摆了菜，请李卜喝酒，听说他家困难，给了他一点安家费。最终他终于打消顾虑，跟着剧团演戏，同时教民众剧团的“娃娃们”学戏。 丁玲此时在党报上介绍李卜，不是孤立的事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开始关注民间艺术形式，但多集中在秧歌、秦腔、评剧、歌谣、窗花等艺术形式上，1944年延安文教大会后，说书改造受到关注。这段时间，《解放日报》大量报道了解放区各地“发现”民间艺人的消息，木匠诗人汪庭，练子嘴英雄拓老汉，劳动英雄、不识字的快板诗人孙万福、王老九，等等。不但乡村，部队里也时常“发现”文化不高，出口成章的“诗人”②，这些人都不是专业的艺术家，在农民中却有知名度。发现这些活跃在乡村的“地方人才”，成为延安新文艺一项重要的任务。如何发现？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眼睛向下”③，并曾亲自召集说书艺人韩起祥到他窑洞里说新书，鼓励他要将新书“推向全国”，要“多多带徒弟”。丁玲文章发表后，乃超在国统区重庆的杂志上写文章回应，该文立刻也被《解放日报》转载。乃超认为今天的延安，寻找民间艺人的方法，“既不是旧日的抢或绑，也不是今日极为流行的买”，“更不是嫖妓女那样的捧，而是尊之为老师，使他自动为人民服务的新方法”。可是这些底层民众并不是纯洁无瑕的火种，有的甚至藏污纳垢，如何改造他们？同时，发现和改造旧文艺，也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知识分子也要在乡村的生动情境中改造自身，由此与农民形成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柯仲平回忆说：“为收李卜像请诸葛亮一样。我们把群众送来的羊杀了，摆宴请他吃，对他简直好的不得了，尊之为师，请李卜来，如军队得了大将，我们的热情把他烧焦了”④。李卜因在旧戏班呆得久了，爱抽鸦片，来民众剧团时，随身就带有鸦片烟土，柯仲平知道后，不愿伤他的自尊心，“装做不知道”，只从旁劝说，“别的人也给他暗示”。此外，由于得到了当地乡政府照顾，他的婆姨和儿子在家里也过得很好。李卜探亲，剧团还送肉、送布，李卜这才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争气，“几十年的老烟瘾，想不到在他五十一岁的开始，在腰腿不好，牙齿也脱落了的情况下，竟一下子戒绝了”。民众剧团要回延安的时候，他不再提离开队伍了，觉得这就是他的家，平时热心指导剧团练唱，有时一个人登台唱全本《张琏卖布》，民众剧团有了他，丰富了剧本语言，也大大提高了演唱技术⑤。在这起农民人改造事件中，“大烟瘾”作为身体疾病的隐喻，似乎告诉我们发现地方人才，首先也意味着对“旧身体”的改造，旧戏子的确有不良“嗜好”和坏“毛病”，但并非不能改，改好后他们就是革命艺术家，冯乃超为此感慨： ……如果一棵枯了的古树忽然抽条发芽，人们曾以为是奇迹，但是，一个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衰老了的人，居然转过来了，对自己的艺术本领和做人的意义，都有了自觉的认识，难道不该说是更大的奇迹么？⑥ 乃超批评了今天依然有人认为文艺属于天才、艺术属于少数人的偏见，这些人总是慨叹天才太少，文化太幼稚，作品不够伟大，没有文学性。这种偏见会将历史中一个个莎士比亚“戕害”在萌芽状态。其实莎士比亚当初也被认为语言粗俗而不登大雅之堂，经典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⑦。 对说书艺人韩起祥的发现也有一段故事，如林山当时所言，韩起祥也是有身体疾病的“盲目的说书人”。平时说书，兼算命打卦，用巫术治病，因搞迷信活动，延安不欢迎他。1944年前，延安县政府一度实行极端政策，禁旧书，只准说新书，韩起祥由于弹唱的仍是一些“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的传统书目，他的三弦被没收，卦签也被砸烂⑧。到了1944年7月，延安兴起说新书运动，韩起祥因主动编新书，逐渐受到注意。据贺敬之回忆： 大约在1944年春秋之交，我到延安县政府的驻地王家屯去深入生活……当时延安县委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收容了一群算命先生，中间有一个人，是从横山那边来的，他不是一般的算命先生，主要是说书艺人，还能说几段自编的新书。……我们见面后，韩起祥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听了很受感动。他又给我唱了一段他自编的新书，很有艺术光彩，我把它记录了下来。我当时觉得民间艺人说新书，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条值得提倡的正路子。于是，我就把他从延安县政府所在地领到“鲁艺”去。……来到了“鲁艺”，我把起祥介绍给戏剧系的张庚，音乐系的吕骥、马可、安波等同志，当时教务处接待了他，请他说书，他至少在“鲁艺”说过两次书。起祥演唱起来满怀激情，开始总是把“鲁艺”和我唱进去，我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然很激动⑨。 陕甘宁边区自1938年成立“民众娱乐改进会”后，1944年前后又召开了边区文教大会并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民间艺术更加生机勃勃，民间艺人数以百计地遍布城乡，边区文协成立后，林山，陈明，安波，柯蓝等一些年轻同志，深入民间，寻找流浪在乡村的说唱艺人。文教大会后，1945年4月边区说书组正式成立，由林山和陈明负责。说书组成立后，活动频繁： ……大家常到丁玲同志的窑洞里，谈这谈那，总离不开说书，谈得真是红火热闹。丁玲同志给大家鼓劲。大家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安波同志从延长的一位说书艺人、三弦能手杨福生那里，学会了《王三姐拜寿》，他自己也就在丁玲的窑洞里弹起来，唱起来。……陈明同志写成了《平妖记》，安波为《平妖记》作曲配曲。……马可同志和安波同志一样，也记录和研究了许多说书的曲调，韩起祥或旁的说书人一到这里来，就被窑里窑外的人包围着，一直到大家要求另找一个最大的窑洞来说唱，丁玲的窑洞才得喘气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