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一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中坚力量或主导内容。农村题材在主流文学史叙事中，一直是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实主义”或“历史真实”加以立论和阐释的。要重新评价它，要么把它作为某种理论或观念的附庸，去论证它的历史合法性；要么把它简单看成意识形态的合谋产物，不屑于多加论述。以致于迄今为止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在文学史上的定位还是不清晰。很显然，现代性视角让我们可以在较大的历史视域中看清这一文学现象，既看到它的历史合理性，也看到它的种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此需要文学，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的激进化的革命需要文学提供想象的图景，而且还需要它提供情感的补充需要。文学在那样的历史情势中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愿望，今天我不只是简单揭示文学虚构的虚假性，而是去认清这种虚构的历史必要在何种情境中产生和形成，另一方面，这种虚构真正的美学功能如何起作用。 一 农民作为当代文学的主体地位 很显然，在讨论农村题材、农村叙事、乡土文学、传统这几个概念时，总是会出现重叠和歧义。在这里，农村题材与乡土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暧昧。农村题材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概念，那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关的文学题材划分。计划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急迫地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性渴望，但在文化和文学上，却不得不以既定的条件为前提，还是要以农村为基础，并且工业为主导一直无法建立起来。但农村题材的说法就这样确立了。文学创作显然不能以题材划分，而且题材划分也应该是相对的，因为农村与城市的空间会有穿插和移动。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文学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表现对象，他们的生活区域比较大，在城市与乡村来回穿梭。而中国即使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为文学主要表现对象，其活动的区域也主要限定在农村，除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其他的城市很长时期也依然是农村的放大形式，其生活形态和文化内涵与农村相去无异。很显然，“农村题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必然是以农村题材为主导的文学。“乡土文学”则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是以反现代性或反思性的现代性而获得它确立的根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26年张定璜关于鲁迅的创作评论中，张定璜称鲁迅的作品是“乡土小说”，由此“乡土文学”这个术语在现代文学中成为一个重要概念。①此后不久，鲁迅用过这一概念评论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文学研究会一批青年作家艺术创作的特点，把他们发表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品”。[1]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由此确立。 五四时期“乡土文学”虽然并非主流，但也十分活跃，鲁迅对乡土作家就十分关注并给予热切的支持。如王鲁彦、许杰、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王任叔、废名等。稍后的沈从文可以说是最有成就的乡土文学作家。“乡土文学”的显著特点就是描写乡村的苦难与坚韧，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怀乡和怀旧情调，对自然田园的美化。如果放在“现代性”的框架中来理解的话，“乡土文学”是现代性激进变革的一种反拨和补充。例如，欧洲工业主义兴起时，就有对乡村衰败的关切，美化自然田园和叙说怀乡病的浪漫主义文学盛行。中国的“乡土文学”也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只有到了现代时期，人们远离故土，寓居城市，才会对乡村有温情脉脉的回忆和想象。但中国现代的激进革命打断了启蒙文学所建构的“乡土文学”的那种精神意向，乡土文学开始大量渗透进历史与阶级意识。“农村题材”无疑也是中国现代性激进化的产物，它在对“乡土”进行革命意识渗透时就埋下伏笔，如4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解放区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必然伴随着运用文学来想象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这就与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上的怀旧式的“乡土文学”迥然不同。“农村题材”就要一扫人们对乡村温情脉脉的想象，把农村提升到革命叙事的范畴，这就是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纳入到农村题材的叙事，并且构成它的核心灵魂。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以农村题材为其中坚力量，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叙事就是乡村叙事，描写乡村的文学作品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导历史。从赵树理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方向起，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一直在努力获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方面竭尽努力，这不只是一个文学审美的趣味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中国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想象是从土地革命这里展开的，中国革命的主体就是农民，社会主义文化根基就是农民文化。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从延安解放区延伸而来这一事实，使得它不只是有了一个革命文学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它的精神起源，那就是扎根于农村大地上的文学，才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起源。这一不得不因地制宜的历史前提，其实就是它只能如此地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全部依据。 中国的革命文化在其初级阶段是农村文化这一事实，决定了它在构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时，不得不借助乡土文化的资源，不得不回到文化的民族本位和历史本位。在意识形态上，传统中国文化是革命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对立面，但在审美情趣上，却不得不寻求传统的审美表达方式。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把历史重新建构在最广大的贫困农民的基础上，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这就使得在文化上要开创一种新的历史，那就是把中国现代性开始建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启蒙文化驱除出去，把文化的方向确立在以农民农村为主体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已经非常明确地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革命启蒙农民，以农民文化来重建中国现代性文化，这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肩负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