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在30年代的崛起和兴盛，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相当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当时的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敌视与压迫的环境下，用鲁迅的话说，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作为反抗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左翼文学，①却取得了文坛“霸主”的地位，掌握了时代和文学的话语权，以至于当时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不是向体制化的国家政权而是向在野的左翼要求生存空间，并由此引起左翼与他们的论争。左翼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就是国家体制、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文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中心。1949年以后，由于左翼被认为是推翻旧国家体制、建立新国家体制、发挥了“武器”的强大作用的“文化军队”，因而在国家意识形态价构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中的主要对象。在“文革”十年中，受“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论”的政治大棒的打压，左翼文学被打入冷宫，只有作为左翼文学实际主帅的鲁迅被抬到了不恰当的也是歪曲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左翼文学又重新进入研究的视野，当时关于30年代左翼文学评价、关于左翼文学中一系列问题（如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的探讨，使得左翼文学成为研究热潮之一，当然，这样的热潮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所派生并配合政治变化而出现的。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加深，经济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并存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型，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与世俗化趋向的开始出现与发展，外来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引进与促动，左翼文学研究的热度开始降低并逐渐转向沉寂。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重新发掘和浮出历史地表的，是过去被压抑和遮蔽的张爱玲、沈从文、无名氏、徐訏等非左非右的“自由人”作家，是张恨水等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出土”和价值发现相当程度地对文学史的序列和结构进行了“颠覆”与“重构”。与之相反，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不断遭到“解构”、非主流化甚至被边缘化和“遮蔽”，在30年代就被认为代表左翼文学文学成就的茅盾在90年代的大师排序中其地位不及通俗小说大家。这样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世纪末，成为世纪转折时期包孕复杂的文学研究现象。 但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与历史的辩证发展和变化一样，当某种潮流走向高潮或成为热点时往往会退潮或趋于平淡，某些边缘化的、淡出历史和学术视野的现象在沉寂中又会孕育着反向发展的因素和动力。对左翼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在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加速、狂欢化的世俗消费文化潮流鼎沸泛滥、成为被看不见的手所制造和牵制逐渐成为“主潮”之际，日益沉寂的左翼文学研究也在沉寂中被理性地观察和审视，在世纪转折之后，重新出现对左翼文学研究的学术关注，出现退潮中的回潮现象。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对左翼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左翼文学的论著的增多（其中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左翼文学的博士论文较以往大为增加），显示出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已经重新回归学术视野，甚至成为小小的热点。当然，与过去相比，此时对左翼文学研究的范围在扩大，学术审视的理性在增强，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也比较强烈，研究成果的水准也有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提升或深化。 左翼文学研究之所以重新进入学术视野，成为关注、研究、探讨的对象和话题，自然有学术研究的冷热、起伏的规律的发挥作用，即这种规律内在导致的学术自身的研究对象和格局的自我调整，有大学教育和研究生培养体制对文学研究的体制化支撑——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博士拥挤在相对狭小的学科、博士论文选题的不易导致人们去关注“冷门”或寻找新的热点。但是，就如同左翼文学其实是一种由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催生和造就的文学一样，近几年对左翼文学的“朝花夕拾”和重新关注，在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因素之外，实质也是现实和政治的状况与情境导引了学术趋向的变化，也即现实的状况引发了对历史的重新凝视和反思。 如所周知，中国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迄今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巨大事实；其二，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着史无前例、“世无前例”的规模和深度极其巨大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带来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带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裂变与转型；其三，中国的对外开放使世界进入中国，也使中国进入世界，全球经济与贸易的一体化使中国济济与社会进入了世界的大循环，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中的重要成员。 马克思说过，历史的灾难总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同样，历史的进步也不是直线和单向的，而是在种种艰难中开辟前进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有目共睹，如此巨大、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化和转型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阵痛和成本：贫富差距的扩大，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制造成的工人下岗失业和成为城市新贫民，农民工的大量进城既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也使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底层化和边缘化也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资本的逐利本能又造成外资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血汗”剥削和超经济强制的奴役劳动，以至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的两大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条款中对社会主义中国在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方面提出明确限制。②总之，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产生的巨大成本更多地由不具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