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不断进入文坛，在新时期所涌现出的作家队伍中，“代际差别”越来越引人注目：50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强调正面书写重大的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自觉追踪宏大叙事；60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可能性状态；而70年代出生的作家虽然也强调个人化特色，但更迷恋于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传达，习惯于对都市缝隙中个人生存感受的精细临摹。但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这一现象还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从而使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隐没于外在的现象和文学的皱折之中，这极不利于新世纪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正视这种作家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别”，以及其中所隐含的各不相同的艺术理念和价值追求，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判别某些创作群体的共性特征，发现其各自面临的不同局限与文化根源，还有助于从文化承传上探析代际间密切交流、共生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 作为一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社会现象，代际差别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人在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行为取向等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于冲突，而且这种差异和冲突，会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而加剧。有学者就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变迁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已不限于血缘和阶级的对立，同时还出现了价值观的对立，并由此催化了“代沟”的滋生，“代”的时代随之到来。①“代沟理论”研究专家玛格丽特·米德也说过：“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而且，“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②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同样也会因各自不同的“信念”或价值观而出现各不相同的审美差别。尽管这种代际差别会因作家个体的精神履历、内心积淀和审美理想之不同，而呈现出程度上的不同，但这并不表明差异本身的不存在。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这种代际差别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三个作家群（指50、60年代与70年代三个时段出生的作家）之间。应该说明的是，本文的代际划分只是参照了玛格丽特·米德的做法，即依助于某个年代的中间时段为主体，向前后进行适当的延展，而不是以具体的1960年或1970年作为严格的代际界限。因为谁也无法从科学角度证明：1959年出生和1960年出生的人一定属于不同的代际，且存在着某种明显甚至绝对的代际差别。同理，在承认创作主体个人差异的前提下，本文的代际考察也主要是以绝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依据，而不是强调每个作家都必须服膺其代际上的共性特征。因为在任何领域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特例总是屡见不鲜的。 从总体上看，50年代出生的作家通常会自觉地带着某种历史重负，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积极探讨现实的巨变和对历史的深度反省。在他们看来，“人要尽可能拥有一种大关怀大视野，这显然是一个好作家的必备条件”。③因此，他们习惯于选择某种相对宏阔的精神视野，力图将个体生命纳入宏大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境域中去，进行一种正面的、富有深度和广度的展示，以便传达创作主体对社会历史的重构意愿和思考能力。像莫言、贾平凹、张炜、张承志、阎连科、王安忆、方方、铁凝、史铁生、韩少功、尤凤伟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大历史情结”，也折射了作家的主体意志对历史深度介入的精神姿态。譬如，从《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一直到《生死疲劳》，莫言的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探讨个人命运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演绎各种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尖锐冲突，展示创作主体对历史本质的独特思考。在他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的艺术世界里，“蕴涵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潜藏着沉淀在生命直觉之中的农民文化的许多特点”。④贾平凹从《浮躁》开始，一直到《白夜》、《土门》、《高老庄》、《秦腔》以及近期的《高兴》，也是围绕着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进行一种宏大的叙事建构，并试图为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种价值系统的解体进行伦理上的凭吊。他的很多长篇小说，其实都是针对飞速变革的社会历史不断地进行发问，甚至渗透了一种返古式的价值理想。 而张炜和张承志则坚守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标尺，在重构各种自由、纯朴和诗意的生存方式中，直接表达了创作主体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他们的创作强烈地表现了个体生命在某种大历史环境中的理想冲动，传达了作者对历史本体的深度反思。像《九月寓言》对两种文明的对抗性展示，《家族》对历史政治运动的反思，《刺猬歌》对商业社会贪婪姿态的批判，《金牧场》和《心灵史》对民族生存苦难的抒情性表达，都反映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不仅突出了作家的主体意志在叙事过程中的“在场”特征，强化了叙事的情感张力；而且彰显了小说自身的诗性特质和理想情怀。从《耙耧山脉》、《日光流年》到《坚硬如水》和《受活》，阎连科也始终在直面中原大地苦难生存的现实场景中，追问苦难产生的内在根源，揭示乡村社会结构内部的乖张形态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虽然阎连科无法提供一些有效的拯救途径，但是，为民生之苦而呼告的姿态已昭然若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激情和愤怒，是写作者面对写作的一种态度，是写作者面对历史、社会和现实的一种因疼痛而独立、尖锐的叫声，是一种承担的胆识，更具体地说，是写作者在面对责任与逃离时的一种极为清醒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写作，就是写作者心灵滴血的疼痛，是疼痛中的文学救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