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论述从一九八五年提出，距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不过它却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只能被贬人历史冷宫的学科概念。姑且不论从其提出之初就被接受为开辟了自其时迄今的学科发展“新阶段”，并被实践为多本已出版或仍在写作中的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更值得分析的是，二十世纪的逝去、新世纪的降临似乎使这一概念获得了更为充足的合法性：它从一个“渗透了‘历史感’（深度）、‘现实感’（介入）和‘未来感’（预测）”①的现实概念，变为了一个被封闭在“自然终结”的物理时间中的历史概念，一个“真正”的史学范畴。如果说在二十余年前，提出这一概念的研究者们尚在回望二十世纪已经逝去的过去和展望即将来临的（尽管是短暂的十五年）未来之间，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定义为从“传统中国”迈向“现代中国”的线性时间进程中“过渡”的、“蜕变”的和“不中不西”②的历史环节，那么，值得追问的便是：在“二十世纪”作为一种物理时间已经终结的今天，在“中国”已然置身于“世界市场”和世界格局当中、并且由于世纪末发生的全球／中国诸多历史事件而被称为“历史终结”的今天，同时也是在中国按照现代化理论被认为进入了“起飞”／“崛起”阶段、而“文学”逐渐丧失其在民族－国家机器中的特权地位并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在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 显然，同样是由“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这三个关键词组合起来的范畴，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其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由于一种看似“自然”的转移，使得人们并不去深究其中发生的变化。或许可以说，真正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必须被放置于当下历史视野中加以批判性考察的原因，正在于因世纪之交的诸多社会变迁而导致的文化转移，使得那些支撑它的曾经不言自明的知识谱系和话语机制被“暴露”为一种历史的“建构”。也就是说，只有在已然“全球化”的今天，当“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再度成为需要被追问和质疑的范畴时，曾经看似极为自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名和论述，才可以也应该成为被重新讨论的对象。 文学、学科与“政治” 选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分析八十年代文学／文化史的关键词，显然不仅仅因其修辞方式与当下中国境况之间颇为暧昧的历史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一范畴曾在八十年代文化场域中产生的极为广泛的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作为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的研究突破和新进展，被称为开启了在“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后的第三个研究阶段③。这一范畴提出时的诸多评述文章，都是在“文革”后现代文学学科重建和发展的脉络中来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其视为“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学科界限的“新文学整体观”的代表论述。但值得分析的地方正在于，仅仅“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并不会自动也不必然导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出现。如果说强调“新文学”应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而不应被“人为”的“政治”观念切断，这被视为“整体观”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由“新民主主义”论述界定的“现代文学”史观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飞跃，其话语资源并不完全来自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体制内部，而与八十年代中期的整个知识场域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就这一层面而言，可以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具体知识表述及其播散方式，来考察作为八十年代“显学”④的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与当时文化／知识变革之间的关联方式。 现代文学学科在八十年代的中心位置，是与曾经作为五十－六十年代“显学”的“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出现的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提出之后，才有接踵而至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这里不仅有学科之间的位置错动，更重要的是知识范式的转型。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新的知识范式，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主流话语形态。事实上，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方式及其在当时的影响来看，它与知识界的“文化热”有着直接的关联：三位作者是以甘阳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重要成员，而其论述也正是“文化热”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如笔者曾在另外的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文化热”得以形成的核心知识谱系，是出现于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随后主导美国对待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并因后冷战时代的来临而成为全球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⑤。在后来的回顾中，倡导者自己也承认，主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正是一种“现代化叙事”：“光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还不够，关键是背后的文化理想。说白了，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⑥。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八十年代诸多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当中，较早地采用了传统／现代、世界／中国等现代化理论叙述结构的文本之一。因此，剖析其讲叙和想象“现代化”的方式，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讨论“文化热”与“现代化理论”知识之间的关联方式，更可由此讨论“现代化叙事”在八十年代中国得以发生和成形的历史语境。分析这一个案，既可以剖析勾连起两种知识范式，即“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冲突与转换的历史形式；且因其与“现代文学”这一特定学科及八十年代人文学科体制间的关联，更可呈现出制约着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改革与文化规范及人文学科、学人更替的历史／话语机制。也就是说，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意味着将其视为八十年代文学／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解构性剖析，更重要的是，借助对其知识表述及播散方式的追索，可以显影出支配这一观念表述的知识／权力机制的体制性力量。 以一种回望的历史视野打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形式本身或许便是非常有意味的。它是由三个不同学科方向的年轻研究者即主攻当代文学的黄子平、主攻现代文学的钱理群和主攻近代文学的陈平原，集体提出的。这种“打通”学科界限的合作形式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倡导的整体观的具体实践。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范畴在当时学界的发布形式本身，则进一步越出了文学学科的界限，而在当时的人文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这一范畴的阐述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单篇的专业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早在一九八五年万寿寺现代文学馆举办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公布，继而发表于专业文学刊物《文学评论》上。一位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忆道，论文在这次会议和杂志上的发表，使他“和许多同行一样受到了强烈的震动”⑦。另一构成部分则是发表在以人文知识界为阅读对象的《读书》杂志上的六篇“三人谈”。一方面因为发表媒介的不同，因此，“很多人对《读书》上的‘三人谈’的印象，远远超出了作为主体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那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另一方面，则由于采取了对话和漫谈而非“正儿八经写论文”的形式，因而“很能代表八十年代的风气”，这种“侃大山式的学问”使得《读书》上的“三人谈”甚至成为了“八十年代学术的一个象征”⑧。或许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表形式本身，所显示的正是这一文学史论述形态所勾连和跨越的知识领域的不同侧面，这使得我们可以藉此而获得一个进入八十年代的知识生产的组织形态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