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两本以文学史视野编撰的马华文学评论选问世。一本是旅台的马华新生代作家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的《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以下简称《回声》)，收录了1990年至2003年的马华文学论文39篇。另一本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谢川成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评论》(以下简称《大系》)，收录了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文学论文48篇。有意味的是，其中只有一篇是同时被收入两本书的，如果由此展开比较分析，我们会感受到两种文学史视野的差异。而恰恰是不同的文学史视野的交叉，才会更深邃地呈现马华文学的历史本相。 《大系》的34位作者，都属马来西亚籍，29位居于马来西亚，4位旅台，1位寓居香港；而《回声》的27位作者中，10位现居马来西亚，9位旅台，4位属中国台湾籍，3位属中国内地籍，1位现居新加坡。从作者构成看，《大系》更多呈现的是马来西亚本土视野，而《回声》则力图呈现出多元视野(27位作者中17位有着台湾教育的背景，主编者也都供职于台湾，所以其多元视野中台湾“影响”会更多些)。本土视野中有外来接纳、交流，多元视野中有侧重、倾向，交织呈现出马华文坛历史、现实的关注所在。从文章构成看，《回声》自觉贯彻了陈大为《序·鼎立》所表达的文学史视野。“鼎立”之意指马华文学的整体性，东马(砂劳越和沙巴州)、西马(以吉隆坡为中心的马来半岛)和旅台作家，构成马华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然而历来的马华文学论述以西马为中心，于是，东马在马华文学版图上消失，旅台作家群也多少被误读(他们的特殊身份也使他们徘徊于马华现代文学和台湾现代文学之间)。所以，陈大为表达的是一种去中心的马华文学观，东马作家有“丰硕的婆罗洲雨林”和“砂共事迹，多元种族文化等创作原料”，全方位地“书写婆罗洲”会构成东马文学的独异空间；“西马独享六百年的殖民地历史资料，既可回溯城乡发展下的社会、文化结构之变迁，又可发展潜力无穷的(都市)地志书写，当然也可以直探难度最高的族群和政治问题”，而“旅台作家一向以台湾文坛为根据地，发展出另类的马华文学面貌，他们至少创立了：历史反思、雨林传奇、南洋叙述、边陲书写等突出的文学地景”①。东马、西马、旅台，鼎足而三，没有从属关系，但都构成着马华文学不可或缺的“地貌”。 在陈大为的马华文学整体视野中，隐含着他的价值尺度。在他关于马华文学三大版块的描述中，他对旅台文学全方位检阅(整篇序中论及旅台文学的字数超过了对西马、东马两大版块文学的论述)，对东马文学充满了希望，对西马文学则不乏忧虑。这中间反映出，陈大为不仅立足于旅台文学呈现的前瞻性、“先锋性”、异质性来审视马华文学的整体格局，而且是以“旅台想象”颠覆了“以西马为中心的‘马华’论述”。《回声》所收12篇作家个论中，5篇论述旅台作家，3篇论述留台而又返马的作家，论述东马、西马作家的各两篇。在其他部分，还有3篇分量相当厚重的东马专论，其中两篇出自东马作者之手。《回声》确实以一种崭新的学术格局，使“婆罗洲”不再“陆沉”，也使旅台不再被误读，从而建构起多元互动的马华文学整体观。 尚值得进一步努力的，一是一些重要的议题综论，如马华文学跟国家文学的关系、中国影响的历史和现状、马华当代文类的演变等，如何体现出鼎立中的整合，也就是说，“鼎立”的马华文学史观如何真正体现于马华文学的整体审察、把握中，而不是分述，乃至割裂地呈现东马、西马、旅台的各自风貌。二是评判东马、西马、旅台文学价值尺度的沟通和变通，东马、旅台的浮出历史地表，在《回声》这样全面深化马华文学研究的读本中，不应造成西马的被遮蔽，乃至某种新的缺欠。这也许需要进一步去探寻如何从马华文学的历史存在去建构“严苛”的文学价值尺度。 总起来看，陈大为的“鼎足”观，不只是马华文学书写史的一种祛蔽，更是文学生命整体意识的一种呈现，其影响会在日后更持久显现出来。 跟《回声》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回声》中有多篇力作系“根据预设的文学史蓝图所需”新撰写的，还有相当多的篇幅为适合《回声》的编辑理念而作了修订、整合)不同，《大系》是以“旧文照录”来反映“这32年来马华文坛的评论状况及其发展的大体轨迹”，其价值尺度要求“编者就必须放弃个人的偏嗜、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兼容并蓄”，“选稿只考虑作品之内容、原创性、思想及学术水平”，不以任何字辈为选择框限②。34位作者中，三字辈(即1930年出生)5人，四字辈8人，五字辈11人，六字辈7人，年长者中有生于1918年的，年少者则有出生于1970年的，相距半个多世纪，称得上马华文学的“四世同堂”了。但东马作者大概只有两位，如果说“西马中心”心态真的“存在于众多评论家的潜意识里”③，那么《大系》所辑录的“历史”恐怕就很难避免遗忘东马，也难免“误读”旅台，是否有这种危机，我们还是从两书的具体比较中去考察为宜。 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比较一下《大系》的第一部分《总论》和《回声》的卷一《重要议题》(以下简称《议题》)。《总论》中除一篇发表于1986年外，其余都刊于1990年，跟《议题》所辑之文的年代大致相同，反映出1990年是马华文学整体性最受关注的年代。《总论》的8篇文章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马华文学的整体审察。第一方面是侧重回应“国家文学”的建构观念来探讨马华文学的本质的。(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论述和实践构成整体文学生态的内核，制约着马华文学的生存状态，因此，对“国家文学”的回应，最能反映出马华文学自身的定位和追求。)方北方的《马华文学与马华社会的密切关系：从“马华文学”、“国家文学”、“华文文学”说开去》(1986)的回应朴素而有力，开门见山立论：“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文学结构的重要基石，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海外整体华文文学的一个主要环节！”以“一个种族的文学怎么可以代表三大民族组成的马来西亚文学”挑战于独尊马来文写作的“国家文学”，以“国家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不能脱离“时代动向”、“社会环境”、“精神面貌”来证明“如是本着马来西亚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论用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或英文所写的作品，都是‘国家文学’”。方北方的文章缺乏理论建构，但他恰恰是用文学民间的朴实回应直接沟通着马华文学跟马来西亚社会的联系。黄锦树的《“马华文学”全称：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1990)以“把‘马华文学’的全称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修改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建议”拆解了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以单一的马来语文为标尺的基石。跟方北方的论述相异的是，黄锦树是从检讨马华文学自身内在的“歧途”来颠覆现行的“国家文学”政策的，当他揭示“马华文学”的潜藏歧义性从而揭示文学的“族群语言中心”倾向的“荒谬”性时，他事实上也就消解了马来学界“国家文学”的论述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