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在中国作协创作组,前排从右至左:康濯、胡丹沸、陈淼;后排:马烽、田间、丁玲 马烽人生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1978年5月,《文艺报》筹备复刊,被逐出京门流落二十年的唐达成,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为调回北京,我陪同唐达成求告到马烽门上。正是从两人的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接触到马烽与丁玲这一文坛敏感话题。我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唐达成说:“我在调查组的时候,翻阅了当初党组扩大会的全部会议记录。我看了当初你的发言,好像是在第七次还是第八次会议上,……”说到这里,唐达成望着马烽,好像是在措辞寻句。停顿好一阵才说:“后来我在落实的时候,听黄秋耘说,发言的时候,你的手还在抖?” “不错不错。”马烽很爽快地予以承认:“你想,会议都开了七八次,我从头到尾没吭声。这是什么态度?我压力越来越大。不能不表态了,我只好说两句。我对人家丁玲、陈企霞了解个啥,和丁玲好歹还在文讲所呆过几天,对陈企霞干脆啥也不知道。琢磨着说,心里没底,手颤抖那是心在跳。” 唐达成说:“其实只是说了几句比较客观的公道话,马上遭到许多攻击,说你是右倾,说你脚底板站不稳。弄得你在后来的会上还得补上个自我批判,提调门加温的。” 马烽说:“不错不错。我检讨了。人家做我的工作,当时,人家上面派两个人,做我的工作,说人家上面不是搞你,你和丁玲的关系还不如田间和康濯,你这么一弄呀,就把会场的注意力分散到你头上。你赶快检讨上几句就没你事了。” 唐达成笑着摇头,说:“没办法。我后来不照样写了批判丁玲的大字报,贴在机关的院里。” 马烽说:“反潮流?我可没那个胆子。”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马烽很坦诚地对唐达成说:“反丁陈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文艺界太复杂。你说里面有宗派吧,他说是路线斗争。他说是路线斗争吧,你就信?人家都是大人物,你说我们搅到这里面去干啥?老唐,你这是又回到是非之地,我劝你一句,听不听在你。别掺和,要不,你就留在山西。” 唐达成也颇为赞同:“说得完全对。我不会去趟这摊子浑水。他们谁跟谁怎样,不是我管的事情,我只埋头做自己的学问。” 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丁玲的荣辱沉浮,也影响着马烽人生命运的走向。 二十五年后,为了撰写《唐达成传》我走访马烽旧话重提,马烽对这次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1955年的夏天,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题目是检查《文艺报》。按说,上级部门对下属单位进行工作检查,也属正常范围。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冯雪峰同志,可是对《文艺报》的检查,重点却是副主编陈企霞。检查会开成了批判会,从批陈企霞工作作风粗暴,待人接物有问题,转到批他闹独立王国,拉帮结伙进行反党活动。从陈企霞身上又扯到了丁玲身上。当时丁玲还在乡下,于是就发电报把她叫了回来。她一回来就变成会议的重点了,也是批评揭发她闹独立王国,拉帮结伙进行反党活动。说《文艺报》和文研所就是丁玲把持的两个宗派团体;说她经常向学生们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大力宣传‘一本书主义’,说只要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说她从不提这是党的事业,而是处处突出个人,为个人树碑立传;还揭发出她在礼堂里悬挂自己的大幅照片;还说她经常散布对周扬同志的不满等等等等。” 马烽说:“如果我当时只是听会,一句话不说,也许就没我的事了。我当时有点不识时务,觉得自己毕竟是文研所的支部书记,明明知道这话不符合事实,沉默就等于认可。我有责任澄清当时的实际情况。一天下午,我忍不住就发了言。我说文研所开办前,我就向丁玲同志提过建议,我觉得自己要想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文学素养,最好是能到像延安鲁艺文学系那样的单位学习两年。当时新成立的文化部正在创建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并把原来的北平艺专改名为美术学院。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当时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是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后来有一天,丁玲召集我们创作组的人开会。她告诉我们:中宣部不同意办文学院,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起来的。倒是赞成先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有个读书、提高的机会。暂定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由丁玲同志负责进行筹备。丁玲要求我们创作组全体人员投入这一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筹备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是主席团的决议,也是经过中宣部批准的,丁玲是被党批准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这和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有什么关系?我从没有听她说过‘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也没有听她散布过对周扬同志的不满;挂放大照片倒是有这么回事,可具体经过是因苏联作家代表团要到所里来参观,教务处为了增加一点文学气氛,就在教室墙上挂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老作家的照片,其中也有丁玲。丁玲同志发现后,立即让把她的照片取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别人打断了,而且立刻我就变成了批判的重点。一场大火全向我扑来。说我这是为丁玲抬轿子,吹喇叭;说我是被丁玲小恩小惠收买了的忠实信徒;说我是把党对自己的关怀培养全记到了丁玲账上了;还有人说一些非常刻薄的话,污辱人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