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宗教史上，儒教、佛教、神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三种宗教文化在日本都有过盛衰的命运，也出现过相互排斥、彼此吸收甚至倒流的现象。这三种宗教文化在日本分别拥有大量信徒。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儒学、佛学、神道学对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郭沫若置身于宗教文化浓厚的日本社会之中，亲身感受、领悟了日本宗教文化，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所以，从郭沫若在日本创作的诗歌中，读者可以窥视到许多日本宗教文化的色彩。实质上，日本宗教文化正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间诗歌创作的一种审美塑造和价值观照。 中国儒学强调“仁”，日本儒学重视“忠”。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仁义”出自于中国儒学而非日本儒学所推崇的美德。日本的儒学，从圣德太子以来，几乎一直不重视“仁义”，只强调忠诚。日本的儒学大师林罗山说了一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日本儒学所强调的“忠”的内容。“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忠孝岂二哉！夫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而所以载道也。孝亦道也，忠亦道也，非他，只一心而已。若夫战阵无勇，则虽苟免而偷生，然此心之义既亡，与行尸视肉无以异也。奈何无羞恶哉！若无羞恶，则不义也，不孝也，不忠也。曰‘竭其力’，曰‘致其身’，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然二者不可多得而兼也，舍轻而取重可也。”[1]林罗山认为忠孝两者一旦冲突，便是取忠而舍孝，“忠”为日本儒学之根本，“忠”也是日本武家精神的理论支柱，日本人忠于天皇，忠于国家；作为个人，不仅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时刻准备着为国捐躯，这就是日本儒学的独特面貌。 正如经典的比较文学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2]。日本儒学对郭沫若的影响即是郭沫若对它的接受。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接受了日本儒学对“忠”的阐释，在其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例如《炉中煤》。郭沫若将祖国比喻为“年青的女郎”，他对女郎(祖国)的忠心达到粉身碎骨而不辞的程度。在《电火光中》，郭沫若描写历史人物苏子卿形象，“独立在苍茫无际的西比利亚荒原当中”，“遥遥地正望南翘首；眼眸中含蓄着无限的悲哀，又好像燃着希望一缕”。始终怀着对祖国的忠心，威武不屈，利禄不惑，至死不变。郭沫若在诗中表现出的对祖国的忠心，与日本儒学所强调的精神是一致的——忠于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并且时刻准备为国捐躯。 然而，郭沫若并非一张白纸，他在赴日前已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熏陶。因此，他对日本儒学的接受是以其“先在结构”为前提的，作为接受者的郭沫若因其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有意无意地会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改造、移植、渗透，形成文化过滤。正如乌尔里希·韦斯坦因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借入借出的，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3]29日本儒学强调的忠，除了忠于国家之外，还有对主人(不管其代表正义与否)的愚忠，也就是林罗山所说的为主人而英勇战死则大忠的观点。对日本儒学所强调的“愚忠”，郭沫若并不苟同，他往往是带着否定的态度。在《女神之再生》中，郭沫若写了共工与颛顼为争霸而战，诗人描写到共工战败之际，共工高呼道： 敌人底呼声如像海里的怒涛， 只不过逼着破了的难船早倒； 党徒们呀，快把你们的头颅借给我来！ 快把这北方的天柱碰坏！碰坏！ 共工的党徒们立即表示了对主人的忠心，以头颅碰山麓岩壁，山体破裂，天盖倾倒，共工之徒全死于山麓。 诗人借农叟、牧童、黑暗中女性之声否定了共工之徒的愚忠：“黄河之水几时清？人的生命几时完？”“啊，我该喂了两条斗狗，时常只解争吃馒头”。“天体终竟破了吗？那被驱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吗？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可见，郭沫若对日本儒学所强调的“忠”的精神的吸取，主要是为国尽忠的部分。作为中国人，郭沫若对国家怀抱着很强的责任感，留学日本时，他在家书中多次表示：“男幼受父母鞠养，长受国家培植，质量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长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4]97；“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4]61。郭沫若的这种“忠心”精神，除了与日本儒学的“忠”的精神部分契合外，主要是源于中国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精神。按照舆论学的观点，人们由于生活在较狭小的一隅对该环境生活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经形成轻易不会改变。正如李普曼所说的那样，“不管我们认识到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有的形象……我们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5]。只不过，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日本儒学的“忠心”精神，加强了他的这种历史责任感。时盼“顾亲恩国恩，天高地厚，大好男儿，当图万一之报”[4]19。 依附于日本儒学“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孝”。日本儒学大师中江藤树(也是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认为孝“万劫无始无终，无时无孝，无物无孝。……天地万物皆萌于其中”[6]。他提出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从孝(明德)出发到心(良知)，然后到中(太虚)，最后仍归于孝(明德)，这就是“全孝心法”。 另一位日本儒学大师佐藤一斋具体分析了孝的意义，他说：“吾躯一毛一发，一喘一息，皆父母也。一视一听，一寝一食，皆父母也。既知吾躯之为父母，又知我子为吾躯，则推而上之，祖曾高无非我也，递而下之，孙曾玄无非我也。圣人亲九族，其起念头处，盖在此。”[7]佐藤这里所谓“盖在此”的“此”就是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