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目的，做起来却格外认真 白网球鞋底密封了洪水，沿筋腱向脚踝 输送足够的回力，一步步检讨大地 只有老套经验不足为凭，他决定尝试 新的路线，……——姜涛《慢跑者》(1999年) 在诗歌写作这条路上，姜涛自己就是一个“慢跑者”。他不算高产，也不唱高调，而且还常以他特有的自嘲来遮掩对诗歌的严肃、热情和与之相伴的苦闷。直到2005年，他的第一本诗集《鸟经》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①，而此时，这位貌似“新秀”的“70后”诗人其实已有十年以上的写作经历，这本诗集也已呈现出相当成熟的艺术面貌和明确的个人诗风。《鸟经》收录了姜涛自1995年到2003年间的56首作品，显示了他创作变化的轨迹与持续的创造力，被视为其诗歌写作的重要成果和风格转变的标志。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姜涛的诗歌写作确乎像是一场仍未完成的慢跑：他不求速度，不作姿态；“认真”，“检讨”，持之以恒；在耐力考验之外，还多有对“老套经验”的不满，以及对“新的路线”的尝试。 姜涛的诗歌风格也是“慢跑”型的。似乎是在有意抗拒雍容、沉稳、高贵、纯粹、激烈、高昂等诗歌美感的类型，他的“慢跑”于是大大有别于轻盈优雅的散步，或是果断急率的冲刺。他在语言和思维上故意制造的摩擦感造成了其诗歌节奏的相对滞缓，使他有时会表现得气喘吁吁、拖泥带水，有时又会“故意踉跄/甚至摔上一跤”，(《固执己见》——这既反映了他“讨巧不是一切的技巧”的写作观念，也暴露了他对于“某种尖锐的粗砺之美的向往”②，以及对于一种能够与“当下的思考、感受和生活，形成一种真实的摩擦的写作”的有意追求。——这一切构成了他的“慢跑”风格：在持续交替的腾空和蹬踏之间显示出力度、重量和耐性。 姜涛的诗歌呈现着一种综合、复杂、甚至矛盾、反复的特征，这也为阅读者和批评者提供了更丰富的话题和更大的解读空间。但惭愧的是，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遍览姜涛的诗作，也缺乏将他置于同代诗人当中进行比较并发现其独创性的积累与能力。因此，本文只能凭借并不周到的阅读来主观地、直感地讨论姜涛其诗其人，随意片面之处，只能请慢跑者本人和其他道旁观众多多原谅了。 从1995年创作组诗《厢白营》，到2005年出版诗集《鸟经》，姜涛的写作出现过几次转变。《厢白营》所代表的是其90年代“偏爱用粗大的重锤击打经验的外壳”的风格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尝试一种长长的、缠绕的句式，试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结合进幻想、激情以及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创作了一系列体积较大的组诗。到了90年代末期，诗人开始有意识地“将对复杂性的偏好，控制在30行左右的空间里”，这让他“不得不充分考虑诗行的腾挪、转折，以及对短促瞬间的捕捉”。1998年的《三姊妹》、1999年的《编辑部的早春》和《慢跑者》都是这一努力的标志。而2000年的《情人节》则被他自己称作是向着“写得更松弛一些”的目标变化的开始：“在松散的诗节中”，他“开始公开谈论所谓的‘个人经验’，但又加入自我解嘲的成分，让诗中那个苦闷的自我，有一种虚构的面具效果。”随后三年中的作品，多数体现了这样一种“放松”的效果，因此，当2003年他自印的《鸟经》在圈中流传的时候，不少朋友将这种由“重”变“轻”视为姜涛诗歌风格的重要转变。冷霜就曾说过：“《鸟经》作为一个单本诗集，据有内在一致性的东西，同时也能明显标志了姜涛的新的写作阶段。给我最强烈印象的是，姜涛原先在一首诗、甚至一句诗里都要承担很重的能量，而后来他开始放轻了。……这些诗产生新的面貌、语调、句式上的轻盈，以及主题上的轻盈等，还有我们看到他对自己放松的方式，以及这与他原本一贯的诗歌气质之间形成的张力。”③ 在姜涛诗歌写作的调整和转变引起广泛注意的同时，不容忽略的是这一变化背后的“不变”，或者说，是其转变前后写作风格的某种连续性。即如他自己所申明的：“其实，写得放松一些，并不意味着我也要追求‘轻逸’的品格，我的诗歌趣味，还是固执地倾向于浊重，‘举重若轻’才是我的理想。”在2006年的一次座谈中，姜涛这样表示：“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我觉得轻灵很好，但是不够细腻。我自己过去的诗写得太重了，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否就要解重呢？我发现在一些转变之后，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那种转变只是过渡，一种自觉放松的方式，但轻与重的问题其实在这里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一直说诗歌的戏剧化问题、综合的问题，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理想。其实很多东西要跟你的洞见联系在一起，诗歌获得真正的重量，不是单纯靠语言来解决的，不是仅仅结构放松就可以解决。……我的一个看法是，诗歌还是要有一种较劲的东西，一种力度，至少我个人觉得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诗学标准。诗歌应该有一种紧张感、一种对生活秩序的摩擦感，但具体怎么在写作中实现，我现在也很困惑。”④ 无论从观念表述还是写作实践中都可以看出，姜涛并不是在进行一次顺序性的由“重”到“轻”的转变。也许应该说，姜涛的所谓转变是更倾向于在不轻易“解重”的情况下，将另一种品质——“轻”——加入到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姜涛的由“重”到“轻”不是在做减法，而是在做加法。他有意识地将“轻”与“重”两种品质同时——对峙地，并且尤要连带它们之间的张力地——内置到他的诗歌当中。因此，这种变化带来的不是单纯的放松感，有时反而是更复杂、更有张力的另一种“重”或是“更重”。这种“重”不同于他90年代写作的体积庞大、呼哧带喘，却构成了另一种质地更为复杂、更带有摩擦感的厚重风格。 笼统地以“轻”“重”来讨论一个诗人的风格也许有失精确，其中应该关涉到很多问题，比如冷霜谈及的语调、句式、主题，以及意象、结构、词语之间的关系等等。本文无意对这些方面一一涉及，只选择分析一个带有姜涛个人风格印记的特征：即其诗中大量出现的有关超逸的诗灵与沉重的肉身之间的纠葛，这里姑且称之为诗歌的“灵与肉”。在我看来，这对矛盾体在姜涛诗歌中的醒目存在，既与其诗歌风格之“轻/重”密切呼应，同时更是构成其“轻/重”风格的重要基础。 与作为文学主题之一的“灵与肉”不同，这里所说的“灵”与“肉”不是主题，也不仅指意象，它们更牵涉到诗歌的感觉方式、传达方式和美学效果。它们频繁出现在姜涛的诗作里，但彼此的关系却变化多端。“灵”与“肉”不见得长久相谐，也不一定随时冲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无所谓虚/实、高/下、主/从。就如同慢跑的步伐，总需由一次腾空与一次蹬踏来共同完成；“灵”的升腾与“肉”的滞重也往往就这样充满矛盾却又彼此依存地交织在一首诗里，共同结成一个复杂的整体。打个比方说，就像是姜涛在《另一个一生》中所写的那样：“屁股肿痛，脑袋里翻腾着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