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20世纪80年代中期跃上文坛以后，人们纷纷从道家文化角度给予解读，实际上对于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儒道互补是其基本的人格遗传基因，阿城其人其文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棋王》中王一生由道家的虚静进入到儒家的壮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语言是构成阿城小说异样的特殊的审美感受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经常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存在凸现于读者面前。语言是有文化内涵的，阿城语言体现了很多儒家语言审美要求，本篇文章试图集中探讨阿城小说语言的儒家美学积淀，当然这不是说阿城小说语言中没有道家审美的因素，只是由于论题的限制不再展开。 从语言的内在结构来看，夯实的白话语言加以古汉语成分的杂糅调和是阿城小说语言的基本面貌。 阿城的小说语言以最平实的白话语言为基础。他用的字是最常用的字，绝无险字怪字，阿城自己曾经说过“他的用词绝对是在常用词里的，他的用词绝对不超过一个扫盲标准的用词量。”[1]形容词、成语、比喻等等可以在语言中形成夸饰、华美风格的语言要素在阿城的小说语言中一律用得极为俭省。阿城对此似乎还不满足，他又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加工，即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加以夯实，语言显得更为节制。我们仅看他在人称代词和标点符号上的应用即可窥见一斑。 我们看到阿城经常省略人称代词： 1)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棋王》) 2)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起绑了，由造反队审。(《棋王》) 句子之间的人称代词的省略，经常需要读者停顿下来去分辨动作的发出者到底是谁。 因为要做到语言节制夯实，阿城甚至在标点符号上也作了一种处理。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以逗号、句号为主干，按照现代汉语规定，句子之间的停顿用逗号，一个意思完整用句号。我们看到阿城的句子非常短峭，他在一般人使用逗号的地方使用了句号，使句子更为夯实，随之表达的意义也更为丰厚：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连说不下了。王一生便很沮丧。(《棋王》) 平常人们会在“王一生便很沮丧”前面用逗号，表明一个意思，即对方不敢再下了，王一生很沮丧。但当“王一生便很沮丧”独立成句时，它便突出、强调了两个人各自的状态，而不是作为对手的两个人的一种状态。 此外，阿城还在夯实的白话语言基础上吸收了古汉语的成分。古汉语与东方传统的非逻辑思维方式相联，具有含混、多义、富有弹性等特点，适合表现现代汉语难以表述的人的微妙、复杂、朦胧，甚至是神秘的主观感受。古汉语的美，一是它的简洁，二是它的表现力。大家经常称道的《棋王》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掮着柴火在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一些现代汉语已不多用的古汉语单字，如“掮”、“荷”、“囿”等等，而且即使是现代汉语，阿城也有意识地节缩了文字。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居多，但在这段中，阿城有意识地节缩双音节现代汉语变而为单音节字，使之既是现代汉语的常用字又成为古汉语似的单音节字，每句话都写得很结实。加进古汉语的成分，不仅使文字显得简洁，而且使文字富有了一种特殊的风趣。现代白话文运动之初，周作人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建设方面就已经注意到，纯粹口语体具有细腻流丽的特点，比较适合文学语言的说理、叙事功能，但是纯粹的白话文体不能够完满地实现文学的抒情功能，好的抒情性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纯粹的口语体不能满足现代文学语言的需要，而必须有文词上的相应变化：“以现代语为主，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使他丰富柔软，能够表现大概感情思想。”[2] 阿城的这种语言面貌最突出的特征是语言的节制。而语言的节制正是儒家中和审美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中和审美意识要求艺术的各种要素中庸平和，在对立的两端寻找“中”，节制而不逾矩。落实到语言方面，儒家一直对单纯的脱离了内容的华美语言保持警惕与反感，要求节制语言。个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基于儒家对语言与生命的关系的思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当然是人生的最好状态，但是儒家很早就注意到人们很容易夸夸其谈，言行不一，“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实问》)，“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儒家在根本上似乎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戒心，对语言总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尤其是厌恶对语言的过分使用。在儒家看来，真正的君子应该是“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儒家对人的考察也是“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与其言行不一，儒家宁要求人们行重于言，行是第一位的，言是第二位的，所以儒家要求君子“慎言”、“寡言”。尤其是在《论语·阳货》中，“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的一再发问中，孔子透露出他对语言功用的深度思考：与无言的但包容性很大的天比起来，喋喋不休的人类是多么的渺小，语言根本无法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价值，只有“行”才能够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价值。正因为儒家在对语言与生命的关系思考中把语言放置在“行”的后面，是第二位的，时时要求着言不得超越“行”，形成言过其实，从君子变为伪君子，所以儒家对一切语言运用都要求谨慎、节制和实在，所谓“辞达而已矣”。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决定了儒家的语言观首先是节制，是慎言是寡言，是摈弃单纯的脱离了内容的华美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