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文学大家，王蒙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至今，我们对王蒙的研究基本只是局限在他的小说等文学创作成就上，很少对他其他方面的成就进行研究，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次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王蒙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研究王蒙的文艺思想非常必要，因为王蒙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心得，这些经验和心得饱含着王蒙许多精到的文艺美学思想，现在是到了该认真总结研究的时候了。总结和研究王蒙文艺美学思想对丰富我们共和国文学理论宝库肯定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迄今为止，王蒙直接阐述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基本收录在他的10卷本《王蒙文集》的第6卷、第7卷中，另外还有200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接纳大千世界》、1996年9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我是王蒙》、200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2003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王蒙谈小说》等著作中，也有关于文艺思想的杂谈。不过，除了这些之外，王蒙的文艺美学思想是贯穿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之中的，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特别是他的对《红楼梦》、李商隐的学术研究中。实际上，王蒙的文艺美学思想也是自成体系的，梳理这样的体系需要时间、阅读的广度以及一定的篇幅，因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篇幅内，只能对王蒙文艺美学思想进行一些管窥式的散点透视，故曰“散论”。 杂多的统一原则 杂多的统一原则是王蒙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杂多，这是一种开放性”。[1](P266)开放性就是包容，就是兼收并蓄，就是平等民主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杂多”又是多元的，交往的，承认差异和特殊性的博大的胸怀。那么“统一”呢？“统一”在王蒙看来，“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随风倒，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蝇营狗苟，不负责任，机会主义，都是不可取的”。[1](P267)可见“统一”就是在一种统一的价值原则下，把“杂多”整合为有机整体的一种状态。统一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王蒙一生喜欢大海，大海形象地体现了王蒙“杂多的统一”原则。大海的杂糅性、包容性、整合性乃至超越博大性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美学原则贯穿在王蒙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创作方法乃至文学文体多样性等看法上。 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看法上，王蒙主张文学多元性。在《文学三元》这篇文章中，王蒙认为“文学正像世界一样，正像人类生活一样，具有非单独的、不只一种的特质”。[2](P323)文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作品实际上往往是作家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思潮、社会集团利益、社会生活的需求或社会发展变革的趋向的影响下，即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向广大社会公众的一个发言，一个‘公报’。它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诉说、报道、记载、吁请、辩解、提醒、透露、劝诫、激发、声明、宣传”。“非社会性，恰恰是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正像不上色也是一种颜色，休止符也是一种标音符号，独身也是一种婚姻生活方式一样。”[2](P323)在此，王蒙把文学的社会性看做是一种根本的存在，而把文学的非社会性思潮也做了一个澄清。其次，文学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范畴相比较，文化现象可能是一个更加广泛却也更加独特，更加稳定却也更加充满内在与外在矛盾冲突的范畴”。第三，“文学又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学像生命本身一样，具有着孕育、出生、饥渴、消受、蓄积、活力、生长、发挥、兴奋、抑制、欢欣、痛苦、衰老、死亡的种种因子、种种特性、种种体验。这当中最核心的、占一种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窃称之为‘积极的痛苦’的东西。”[2](P330)何谓积极的痛苦？王蒙认为，是指与生俱来的一种积极的痛苦。“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常常是痛苦的，觉得自己还幼小、还不如别人是痛苦的，觉得自己付出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生命许多的代价终于成熟起来终于有所作为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2](P330)这种痛苦因为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痛苦也将存在。 王蒙在这里把文学的本质规定为多元的，就避免了对文学单一的绝对化的界定。然而，文学这三元并不是散漫无序的，而是杂多的统一：“文学的这三个棱面，统一于作为文学主体与客体的‘人’身上。什么是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有生命有生有死的人。许多情况下，对文学的这三个棱面的有所侧重、有所忽略乃至抹杀，造成了种种创作上和主张上的歧异与冲突。”[2](P331～332)王蒙的这篇写于1987年的文章，显然是有感而发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界对文学时而强调其社会功能，时而又强调其非社会功能，时而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时而又强调文学对自身的回归，这些强调各执一词，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最近有关纯文学的讨论就是一例。李陀等在《上海文学》上对纯文学的反思，主要是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低迷现状而试图寻找缘由的努力。之后不断有人提出文学不景气的根源在于纯文学观念，或者说是文学向内转惹得祸，因此文学亟需向外转，并把《中国农民调查》看作真正的文学。[3]这种忽左忽右的状况正是王蒙所担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