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在今天几乎已被文学史和多数读者遗忘，但在新时期之初，她是一个“明星”，或许没有哪位女作家的遭遇比她更剧烈、更富于戏剧性——其人被恶狠狠地斥责为“一个道德堕落了的女人”，其文也毫不客气地被斥为“隐私文学”、“私小说”。这一切都发生在1980-1983年间：《一个冬天的童话》使她初涉文坛就一举成名，备受争议，《春天的童话》连同她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又让她“臭”名远扬，《求索》让她备受煎熬，频频应付各方责难，此后她似乎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也不曾存在过。时隔数年后，文学界才时断时续提到她的哥哥遇罗克和她，更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她甚至被有的评论家称为“第一个敢于撕破千百年来裹在女性身上那层虚伪的牛皮而泄露自己隐私的女性”①。而她的小说也被认为“新时期第一部勇敢地叙述女性自我情感故事的小说”②。面对遇罗锦及其作品截然相反的“历史境遇”，我们不禁哑然失笑。当然，讨论或者再纠缠“历史”的对与错是毫无意义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今天“重读”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以下文中两部作品并提时简称为“童话”)的目的不是要证明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而是试图从“童话”入手，以“爱情主题为中心”对新时期之初作家的身份意识及其功能进行梳理，分析作家如何在与“主流叙述”的交流关系中建构身份意识的。我的任务不是澄清和界定作家必须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而着眼点在于“变化”，即通过对“童话”产生场域的历史回顾以及由它们引起的诸多争论的分析而探讨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通过对“变化”的研究，深入考察这些认同之中所隐藏着的主体、意识形态与当时的历史转型之间共谋与裂隙、冲突与和解的复杂关系，同时，我要追问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对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和职能担当进行规训与接纳的，作家的身份认同和职能担当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或者说“历史化”的进程中的？最后，关键是这种参与的背后隐藏着何种话语规约和知识运行机制，它与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价值立场构成何种内在的关联？ 我是谁：“童话”的前前后后 “政治修明的年代，这本书出版了。也许，某些文艺评论上写着：‘这是她——一个女孩子的遗作……’”这是遇罗锦在1974年3月5日给《一个童话》写的序言，似乎也是她给自己写下的“谶语”：小说的确发表(更名为《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于《当代》1980年第3期)和出版了(更名为《冬天的童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单行本)，但正是这篇作品连同它的姐妹篇《春天的童话》，使得遇罗锦彻底“销声匿迹”，“童话”也成为名副其实的“遗作”。在她出现在社会、公众视野里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她虽然作为“英雄”遇罗克的妹妹而博得同情，但更多地是以“祸水”而著名③。她的“童话”更是受到广泛批评，《一个冬天的童话》参加评奖而一波三折④，《春天的童话》不仅遭到退稿⑤，而且被指认为是对“党所领导的新闻、文艺、政法部门”的“控诉书”⑥。 “童话”在感伤、自怜的基调下叙述生活，塑造人物，充满了悲愤、偏激，甚至有些矫情的色彩。在新时期仍习惯用主流/逆流、中心/边缘、官方/民间、合法/非法品评作家作品的“主流文学”看来，“童话”是带有很大问题的，作品描写并歌颂自己的婚外恋和“第三者”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作者孜孜以求的爱情不仅带有明显的私人色彩，而且是突出了强烈的“情欲”特点的“爱情”。这些“越轨”显然已经触动了“主流文学”最后的“底线”，当然会受到“主流文学”内部的警觉和强烈反应，具体表现为对“童话”文本发表时的删改和发表后的批评上。 对《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删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编者按”的修改。《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时的“编者按”是：“这部作品的作者遇罗锦是遇罗克同志的妹妹。十年浩劫期间，在遇罗克为了捍卫真理被捕以至被残酷杀害前后，她的家庭也经历了种种的磨难。据作者说，此文基本上是根据她个人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我们认为，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决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偶然不幸，而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和多年来封建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血统论所必然造成的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现象。正因此，本刊决定发表这部作品。”其实，在“编者按”初稿中还有一段文字：作者把她的作品叫做“实话文学”，又叫做“回忆录”，我们经过考虑之后，权且把它叫做“纪实文学”。⑦ 后来该作品刊登时，并没有以“纪实文学”名义，而是将其搁置在“报告文学”的栏目下，“编者按”初稿中的相关文字也被删去。从“编者按”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叙述”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肯定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封建主义(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表现为封建血统论)方面的积极意义；二是肯定报告文学的社会良知和启蒙作用以及尊重事实、正视现实、反映生活的“报告性”文体功能，以此正好与作家的“载道”意义相对接。但是，我们从这一修改、犹疑中还是察觉到当时的编辑们已经感觉到了传统的“报告性”、“公共性”已经不足以说明《一个冬天的童话》鲜明的“私人”特征。 其次是关于“性”描写的删改。遇罗锦在初稿中，有一段描写了她在北大荒与北京知青志国新婚之夜的场景。其中有以下文字：“他坐下来脱裤子，一面望着我，一面脱得赤条精光。”“那冰凉的大脚，硬邦邦的腿骨碰得我身上发疼。”“他的四只手脚一齐迅速地动作，生硬粗鲁地将我的睡衣睡裤、背心裤衩全部脱掉，急切地扔到一边去了。”“没等我想过味儿来，他全身的重量已经压在了我的身上。两只粗硬的大手将我的头紧紧地把住。我闭了眼。”“而下身的意外疼痛，又使我仿佛挨了猛然的一击。”“大约只有一分多钟，他便突然地松开了双手，瘫软地趴在枕上喘气去了。”由于作者标榜这部作品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实话文学”，那么，这样细致的“性”描写就被看作是在叙述“真人真事”，当时，这篇作品已经过了四校，马上就要印刷，时任《当代》主编的秦兆阳依然决定删去⑧，遵循他的要求“删得虚一些，美一些”，编辑们紧急进行删改，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感到他用大手轻轻一撩，就钻进了这大被窝。”“我拼命地想别转脸去，可是怎样也无法躲过。”编辑们把具体的动作描写完全删除，甚至将原稿中“我”的“顺从”(闭眼)改为“强烈的反抗”(拼命地转脸)。从修改中我们看到，新时期之初文学对“性”的领域仍处在神秘和急于探索的状态，对真实的人性、情感的表达还十分有限，政治权力话语的干预和规范，传统文学成规的话语力量以及人们思维所具有的惯性在新时期之初依然延续和产生着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