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是上海抗战时期坚守沪上的重要作家和报刊编辑之一。他站在文化抗战的前列，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以战斗的杂文为主，并涉及散文、小说、儿童诗歌、文艺评论、电影和话剧剧本等，还参与新闻、报刊、出版、教育等种种文化抗战活动。 其中在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3日至1941年12月8日)，他先后主编的《世纪风》、《早茶》、《浅草》、《草原》等报纸的文艺副刊，是主要的“上海抗战文化堡垒”①，创建和延续了一条抗战、进步和现实主义艺术的路线，在“孤岛”文化抗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世纪风》：上海抗战文化的主要阵地 “由于受前一时期‘左翼’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抗战时期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的感染，再加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留在‘孤岛’的绝大部分作家的文学观念是相当一致并且很鲜明的，即以文学武器为抗战服务。”②而“孤岛”文学或文化抗战的“主要手段，还是文化宣传：办报纸，办学校，进行文艺创作和演出，等等。其中新闻出版界的出色斗争，为‘孤岛’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③。 “孤岛”时期初的上海文坛一时显得沉寂萧条，最早活跃起来的是一类报纸文学，即报纸文艺副刊。当时“文艺刊物极少，同时在这变动的大时代中，月刊或半月刊之类总觉得过于缓慢，不便刊载有时间性的作品，因此报纸文学特别发达”④。其中起拓荒和引领作用的是《文汇报》文艺副刊《世纪风》。《文汇报》是一张在租界内挂英商招牌(声明不接受上海虹口日军报道部的新闻检查)的华文报，即所谓“洋旗报”，1938年1月25日创刊，持鲜明的抗日立场。同日，由吴农花编辑的文艺副刊《文会》创刊，以刊载从延安和敌后寄来的文艺通讯为主。十多天后，应经理严宝礼邀请，柯灵出任主编《文汇报》文艺副刊，把《文会》改版为《世纪风》于2月11日创刊，以新的姿态和声势拉开了“孤岛”作家文化抗战的序幕，“标志着上海文学的恢复”⑤。 柯灵主编下的《世纪风》及时地担负了特殊时期的历史重任，率先在“孤岛”上发出了上海作家的抗战呼声。2月10日，柯灵第一天到报社编稿。傍晚，敌伪指使的暴徒扔手榴弹袭击报社。在硝烟弥漫中，他立刻在大样上补写了一则不足百字、“无花的蔷薇”式的杂感，严厉地谴责手榴弹“被卑污的手”“所亵渎了”，但相信“这对被击者只有光荣”⑥，刊登于第二天《世纪风》创刊号上一个不署名的“百字文”杂评栏《纸上漫步》的头条，作为对暴力威胁的抗议。两天后，他又以笔名“陈浮”在《世纪风》上发表《暴力的背面》一文，尖锐地指出“暴力政策的背面，正是侵略者的虚弱”。⑦创刊号上没有惯常的“发刊词”一类文字，但刊出的一组抗战作品体现了《世纪风》办刊方针、立场和风格的一个雏形。其中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中国红军行进》(美懿即梅益翻译)连载，以及美懿的书评《关于中国红军行进》(其中提及红军、苏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斯诺和《西行漫记》)。两篇杂文一犀利一鼓动：若水(王任叔)的《谨防扒手》告诫上海被难同胞当心敌人的诱饵，“谨防扒手偷去你们的灵魂”；吴英子的《驱使者谁》观察到“孤岛”上正在出现一种由“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所驱动的力量。《纸上漫步》的另一篇百字杂评暴露日本国内正在“大事搜捕”“‘左倾’的大学教授”。“报纸文艺副刊同敌人作这样面对面的血的斗争，是我们新闻史和文艺史上极少见的。”⑧但也正因为敢于站在民族抗战和正义的立场上，进行不畏强暴的殊死战斗，《世纪风》很快就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和作者。在它的开拓和昭示下，《导报》的《文艺》，《每日译报》(原为《译报》)的《爝火》、《大家谈》、《前哨》，《大英夜报》的《星火》(后改版为《七月》)等文艺副刊纷纷出现，从而形成了“孤岛”上共同的、集体的抗战声音。 柯灵以《世纪风》为阵地，又率先聚集、组织了“孤岛”上的作家队伍。此前，上海进步作家大都处于“游击”出没或一时沉默的状况。柯灵“借墨结缘，弄云作雨，播火传薪”⑨，积极地、广泛地联络居留在沪的作家为《世纪风》撰稿。他依靠党员作家，吸收进步、爱国的作家，发现、培养青年作家，在抗战的旗帜下组成了一支有战斗力量的队伍。柯灵列出过一份《世纪风》主要作者的名单，其中有他过去交往、熟悉的王统照、郑振铎、李健吾、王任叔、阿英、风子、梅益、陈望道、傅东华、赵景深、周木斋、周楞伽、文载道、武桂芳、杨刚、白曙、石灵、周黎庵、徐
、林徽因、孔另境、宗珏、林淡秋、张菽、戴平万、白茫、陈伯吹、许幸之、关露、朱雯、罗洪、林珏、钟望阳、陈骏、镜未迅、野吟、卢焚、陈西禾、陆蠡，还有因刊物关系新认识的江渐离、狄沙、朱寒修、许沐、王军、宛宛、祝敔、丁谛、珂利、列车、钱今昔、海岑、司徒宗、许常、吴子桢等。这份长长的《世纪风》主要作者的名单，几乎汇集了大部分居留在沪的优秀作家。另一方面，这支“孤岛”上出色的、战斗的作家队伍大力地支持和扶植《世纪风》，使之很迅速地成为上海文化抗战的主要阵地。在占领“孤岛”文化阵地，鼓励民众抗战，打击侵略者、汉奸等方面，都发挥了及时的、重要的作用。 柯灵不断地摸索和努力，为《世纪风》确立了一条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他说：“从芜杂走向纯粹，从粗浅走向深厚，它总算是一个纯文艺副刊，替荒凉的上海文艺界点缀了一花一草。”⑩《世纪风》是上海抗战文化在“孤岛”环境下的延伸和发展，并继承五四新文化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看，如韦佩(王统照)的随笔《炼狱中的火花》、《繁词》，鹰隼(阿英)的小品《国难小说丛语》、《胡沙随笔》以及文艺评论《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陆蠡的散文《囚绿记》，卢焚(师陀)的长篇小说《马兰》，还有锡金、关露、白曙(陈作梅)的诗，巴人(王任叔)、风子(唐弢)、陈浮(柯灵)的杂文，钟望阳、陈伯吹、贺宜的儿童文学，茅盾、老舍、林淡秋的文艺评论等，其总体上表现出的进步思想性和现实主义艺术不仅在“孤岛”文学史，而且在抗战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上都属优秀之列。这些创作突破了此前上海全民抗战时期“几乎统统以‘表现抗战’为题材而造成的文学内容相对单一性”和“文学创作存在的公式化、简单化、概念化弊病”(11)，代表着上海抗战文学在进入“孤岛”时期以后出现的新趋向：恢复了新文学、左翼文学传统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除了抗战内容外，也表现“孤岛”的畸形现实、知识分子的苦闷等；同时克服了忽略艺术形式和规律的不足，不仅从理论上检讨，并且在创作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