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开始了《红岩》第二稿的写作，这个时候距离他们完成第一次踌躇满志的小说写作过了整整两年。那一次，他们集结了包括罗广斌的狱中难友刘德彬和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在内的“写作班子”，从1956年10月写到1957年2月。但最后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只有其中的某些片段在当地和共青团系统的报纸上得以发表，但是送到出版社的书稿却如石沉大海。这样的结局虽然并不乐观，但写作毕竟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向单位申请的创作假一结束，他们就又回到了日常的工作中。 1958年10月，在“文艺大跃进”和“迎接建国十周年向党献大礼”运动中，罗广斌他们并不成功的创作项目作为献礼计划被重庆市作家协会层层上报到四川省和全国作家协会，并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的注意，因为在此之前，罗广斌他们创作的同一题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中青社著名的丛刊《红旗飘飘》上发表后，引起了人们尤其是中青社编辑们的关注。看到作者们在这个解放后广为人知的革命斗争“案例”上又有更大的写作计划，中青社决定抓住这条可能有所收获的“大鱼”。1958年年底，中青社社长朱语今到他曾经战斗过因而很熟悉的西南地区约稿，和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以及作者们约好了《红岩》小说的写作事宜。 一 再一次“试写”和再一次失败 作为团中央领导和出版社社长朱语今的亲自约稿，让正在生产斗争第一线上埋头苦干的《红岩》作者们很是欣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有巨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写作过程中的艰难和写作完成后的失望他们还没有忘记，所以，对这个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写作机会又表现出一丝的踌躇。但当时的情势又不容他们退却和犹豫，和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一样，创作小说是同样有意义的革命工作。1959年2月，罗广斌、杨益言又一次脱离工作岗位，开始文学创作。 同第一次写作一样，作者们这一次的写作同样是很艰难的。1959年4月，后来《红岩》的责任编辑、此时尚在中青社第五编辑室的张羽到重庆组织回忆录稿件，并看望两年来多次函件来往却未曾谋面的罗广斌和杨益言。这时候，由张羽任担任责任编辑的罗广斌他们的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刚刚出版发行了两个月，张羽和罗广斌他们见面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他们交流回忆录出版后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同时，受二编室委托，顺便向他们了解一下小说《禁锢的世界》①的写作进度。”在罗广斌、杨益言的住处，张羽看到他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罗广斌对来访的张羽说：“虽然我们不会写，但也要学着写。本来是想写点材料给专业作家写作时作参考，但没有人承担，只好由我们动笔了。看来，做报告还容易，一动笔才知道比我们早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新的困难又需要我们去解决。”②从2月份开始写作，到5月份，他们写出了30万字。5月5日，作者们给中青社写信说：“目前，初稿已写出近30万字。其中，有20万字已可作为初稿交出。现在看来，全部写出，可能在五十万字左右。大约在六月中旬可以写完。因此，就考虑到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把初稿拿出来，请组织审查，请一些有修养的同志看，以便修改、定稿。我们觉得，这个做法是必要的，不可少的。因为，书中反映的内容，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要复杂的多，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认真征求意见和修改后，再出版，更为合适。”③ 从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表达的感慨里，我们可以看到，令这两个“不会写小说”的人困惑和“复杂”的倒并不主要是怎么写小说的技巧，而是所要写的“内容”。实际上，指导他们写小说和给他们提出建议的那些个众多的参与者也大多不是“写小说的”而是“党政干部”，也不一定“会写小说”，他们有能力指导这两个“不会写小说”的人写小说是因为他们比罗广斌和杨益言对历史更有“发言权”。他们之所以更有发言权，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人曾经是参加过地下斗争的人，所以他们有资格评判、审查所写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罗广斌、杨益言尤其是罗广斌也是参加过地下斗争的人④。解放初期，作为从“杀人魔窟”里侥幸生还的人，他们对集中营的事情已经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很受群众欢迎”的讲述，他们也曾是很有发言权的人。之所以令这两个集中营斗争的当事者感到“复杂”，不只是因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还因为历史讲述活动的复杂性。给他们提建议的“党政干部”的“发言权”并不只是来自于他们参加地下斗争的丰富经历，而主要是他们对怎样“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认识那段历史和讲述那段历史的政治感觉的敏锐和丰富。也即是说，他们对历史有发言权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历史是怎样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应该是怎样的。 到6月，50万字的稿子写完了，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即把写完的部分请宣传部的同志帮助审查，发现问题不少，所以决定在排印之前再改一次。1959年7月31日罗广斌、杨益言给中青社的信中说：“初稿在六月写成了，50余万字，原打算七月就印出来，征求意见。后来，为了慎重起见，请市委宣传部看了一部分初稿，看后提出了些意见，我们考虑和讨论了这些意见，决定重写一次，再行排印。题材范围，做了压缩(主要减少监狱外面的斗争)，另行起草了新的提纲，于七月初开始写二稿，全稿约三十万字，根据原先的安排，现已将写成的二稿，开排了十五万字，八月中旬可全部排完。印出后，即将二稿寄上。待你们看了以后，再决定如何修改，和在哪里修改。”⑤9月，由中青社出资在重庆将写完的稿子排印出来，小范围发放征求意见。因创作假期已满，罗广斌、杨益言又各自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罗广斌到长寿湖农场当场长，杨益言则离开团市委，调到重庆市委《支部生活》杂志做编辑。 发下去的“征求意见稿”过了许久才有了反馈信息，原因是“一来审稿的领导同志近来工作都紧，有的没看完，看完了的又找不到适当的时间讲”，但并不是说这个稿子没有问题，相反，是问题很多，杨益言在给中青社的信中说：“同志们提的意见，修改意见相当多”。⑥实际上老同志的意见不只是多，有的还很严厉。马识途回忆说：“《禁锢的世界》一送到有关同志，特别是地下党老同志及沙汀等同志手里后，又提出了一大堆修改意见。我也给他们不客气地提了意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