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进入了当代真是多事之秋，当代文学实在是一个多义的话题。你说文学边缘化了，却有许多人拿文学说事；你说文学萧条，每年却有100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问世，难以计数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随笔、小品文等更不在话下(还不说每年12000多集、300多部的电视、电影生产)。与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特别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他时期相比，不能说文学的生产不繁荣，也不能说文学所带来的利润和“剩余价值”不丰厚。只不过，“繁荣”的文学可能不再神圣，人们对“繁荣”的文学不再崇敬。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反差和悖论？除了文学的生产扩大之后文学不再成为“文革”期间的稀缺资源之外，可能的解释只能是文学失却了应有的高度和深度，文学已经沦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普通消费品，不再让人惊奇和感动。 一、文学的深度和高度是怎样确立的 一般而言，文学的深度和高度是由作家的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和作品内涵的丰富性、阐释的多义性、审美的永久性(不间断性)而造就的。这一判断包含的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相关义项中，前者毫无疑问决定着后者，后者反映着前者。实际上，作家的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是一个超级标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完全达到，甚至部分达到；相应地，无论哪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成为具有内涵丰富性、阐释多义性、审美永久性的经典。但是，从升华文学史和构建文学盛典的宏观高度要求，需要文学家达到这样的境界。而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作品都是作家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的三维空间中智慧和灵性的凝结。无论是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曹操、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诗作、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承恩的《西游记》、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泰戈尔的《草叶集》等，无不是这一判断的典型标本。 作家的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果我们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和思想史的深度考量，这与作家的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有关，当然也与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关。所谓的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就是考察问题的眼光、角度和方法，实际上强调的是用历史学家的冷静和客观历史地、纵深地考察现实和当下人们的生活，用哲学家的睿智和敏捷入木三分地透视现实的矛盾和问题，揭示生活的哲理。这一要求也许过于苛刻，但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高度地、集中地观照，而人是复杂的，人类生活是纷繁的，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人类生活的展现，既是线性的历史性的轨迹，又是横断的共时性的展图，因此，文学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形象性表达应该是一个具有高超技术性、策略性和艺术性的技能。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人类的生活既有委琐、罪恶，又有可以成为史诗的壮举，既有悲凉和凄苦，又有值得仰天长笑的欢歌，当然还有个性的特殊和共性的雷同，文学如果简单地、粗糙地、原封不动地把生活的片段和某些内容照搬给人们，那无异于蹩脚的人们生活经历的讲述者和代言人。文学既不是实录生活，也不是转达生活，文学是生动地表达人类生活的一门艺术，毫无疑问，文学不仅具有娱乐性，更具有认识价值，人们可以通过文学看到人类生活的是是非非、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达到对人类前进步伐的鞭策和激励。饱含着重要认识价值内涵的文学肯定需要作家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类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甚至是片面的，则完全取决于作家考察问题的眼光、角度、方法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说到底就是作家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能力。 作家的认识能力是需要高度的，即历史学家的冷静和客观、哲学家的睿智和敏捷，这是伟大作家的必备品质。历史学家、哲学家观察和思考问题既注重一时一事，又不被一时一事所遮蔽，他们以冷静、客观、深邃的态度和眼光看到的是全面的、发展的、本质性的东西，是浮现于历史长河之中的规律，是潜藏于现实纷繁复杂物象背后的哲理，不以人的某些丑恶而泯灭善良，不以历史中的曲折而丧失信心，以微观的思维关注生活，以宏观的眼光善待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视野和哲学的视野。当然，我们提出作家要有历史学家的冷静和客观、哲学家的睿智和敏捷，绝不是忽视作家情感的丰富性和细腻性，因为情感是文学表达的关键性要素，失去了丰富情感的注入，文学可能会趋同于历史或哲学作品。我们想强调的是，作家在丰富情感中注入冷静和客观，在观察生活时增加些睿智和敏捷，让感性和理性达到高度的统一。 二、寻找当下文学的历史视野 不能不承认，当下文学处在一个超量生产的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批量生产，如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随笔、小品文等；一方面是泛文学或类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如电视剧、动漫、网络文学、广告词等现代意义的审美消遣产品。尽管各类文类品种的发行量和销售额可能有巨大的差别，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各自的生产动力，譬如即使纯文学的杂志发行量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消费在多年锐减的底线上一直没有多少起色，但文学的创作量和作家的绝对数量却有增无减。可以做出判断的是，在一个超量生产、类似于经济危机的“文学危机”时代，却没有出现足以让人们认可和信赖的“高精端”的文学作品，这可能一直是当下文学的不弃之痛。 当然，当下的文学之痛主要应该来源于文学自身。因为无论现实因素如何牵制、感染文学，如若文学自身身强力壮、有足够的自持力，文学就不会被撼倒，仍然可以表现出不凡的作为。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视界和作为，我们完全可以为当下的文学之痛找到病因。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在历史的拨乱反正中新时期文学启动了崭新的步履。应该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包括寻根文学等基本站到了当时的历史视点上，因为这些文学总体上发端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叩问，作家已经脱离了历史发生的现实情境，完全可以比较超脱地、清醒地站在时代高处俯瞰历史，因而能够相对自由、充裕地选择视角。对于作家而言，无论是表达一代人、一个民族的痛苦经历还是一个人的梦魇般的过程，都可能不再仅仅囿于一时的个人感受，而是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脉络相连接。寻根文学的历史视点更明晰一些，因为它的立足点在于对历史纵深处的勘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