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农村历史上，30年代是一个很不稳定、充满着灾难和动荡的时代。首先，在这十年间，自然灾害频仍，“随意浏览一些民国时期的中文报刊，都会发现大量有关各地灾害情况的报道、写实、通讯、评论、日记和照片，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据统计，从民国建立至1937年7月，中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77次，威胁很大的水灾24次、旱灾14次、蝗灾9次；据竺可桢统计，中国各地的灾害呈明显的增加之势。”“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发生更加频繁，1931年水灾、1933年旱灾、1934年水、旱灾、1935年水灾、1938年水灾、1939年水灾……”①这些灾难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迫使不少农民破产、逃亡甚至失去生命；其次，国际经济形势也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20年代末的世界性通货膨胀是这种影响的最直接来源。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以低价向中国倾销产品，这对在总体上尚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中国乡村来说，打击是毁灭性和全局性的，其结果是那些没有遭遇到自然灾害的农民也同样陷入到生存困境之中，只不过前者遭遇的是天灾，后者遭遇的是人祸而已。此外，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从内战到民族抗战，烽火连绵，也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促使乡村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愈加动荡。 乡村社会经历了大的灾难和变化，与乡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文学作家们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于是，30年代成为农村题材文学的丰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进展清楚地显示了从二十年代早期以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裁转变到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农村范围的乡土文学”。②而在这些农村题材创作中，正如当时的《现代》杂志在“告读者”中所写的：“近来以农村经济破产为题材的创作，自从茅盾先生的《春蚕》发表以来，屡见不鲜，以去年丰收成灾为描写重心的更特别的多，在许多文艺刊物上常见发表。本刊近来所收到的这一方面的高见，虽未曾经过精密的统计，但至少也有二三十篇”，③“丰收成灾”小说成为一时之热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作品直接以农村灾难为背景，反映了30年代农村社会破败的现实，揭示了乡村所遭遇到的生存困境。乡村灾难题材作品是30年代文学中一个很突出、也很值得关注的题材创作。 作家们对乡村灾难的书写与现实生活中农民所遭遇的灾难情况基本上一致，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叙述乡村自然灾害的作品，如丁玲的《水》，匡卢的《水灾》，欧阳山的《崩决》，荒煤《灾难的人群》，鲁彦的《岔路》，田涛的《荒》，蒋牧良的《旱》、《荒》，洪深的《五奎桥》、《青龙潭》，田汉的《洪水》、《旱灾》；二是对受外在经济环境影响而至的特殊破产现象——“丰收成灾”故事的叙述。代表作品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洪深的《香稻米》、罗洪的《丰灾》、白薇的《丰灾》，荒煤的《秋》。④此外，还有更多的作品，虽然不是以直接描摹灾难场景为中心，但也直接涉及到乡村灾难，书写的是灾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和冲击。代表者如“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集中原因与现象，及农民的自觉”⑤的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茅盾的《水藻行》，吴组缃的《樊家铺》，王鲁彦的《李妈》等。 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创作虽然数量很多，创作时间有一定跨度，体裁上也有差异，但它们具有非常突出的群体特点，或者说，虽然这些创作是由不同的作家写成，但个人的创作特色却并不显著，个性的差异往往被更为突出的共性所掩盖。 最显著的共性是它们都表现出对乡村现实命运的关怀，寄寓着关注和同情的情感。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创作中虽然没有出现对社会进行全局观照的作品，作家们多是从局部和个体角度取材，但在这些局部和个体中都寓含着对乡村全局的影射，都包含着以小见大、折射整个乡村社会的意图。吴组缃就这样表达过他的创作思想：“从经济上潮流上的变动说明这些人物的变动和整个社会的变动。”⑥丁玲的《水》，也得到当时评论家这样的理解：“《水》所以引起读者的赞成，无疑义的是在：第一，作者采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第二，在现在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且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这二点，当然和题材有关系的。)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互相影响的，发展的。”⑦显然，以文学来参与和关注乡村社会现实，是作家们的重要创作目的。 这使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带有较强的关怀意识，也透露出较强的感情色彩。洪深在谈到自己的《农村三部曲》时，曾这样表示：“在题材方面，我坚决地要描写贫民生活情形，虽不免有空想和过分夸张的地方，而精神却是写实的”，⑧作品明确蕴涵着以不同方式来解决乡村灾难问题的探索企图。在《香稻米》中，他更借人物之口表示：“再不想出一个法子来，乡下人真要不得了！”表达出“城乡联合，各有分工，相互支援”的理想。显然，乡村现实问题是作者创作的基本动因。这种关怀是所有这类创作的共像，而且，它们还通过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叙述传达出无奈和愤激的情绪。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的人物主要有两种命运(道路)安排，其一是反抗，其二是逃亡，而其最终结局基本上都是悲剧性的(除了如叶紫的《丰收》等部分作品以斗争为收束，最后的结果尚不明朗)。农民们面对自己的不幸遭遇往往是无可奈何，只能低头认命，破产或流亡是他们最终的结局。但也有一些农民不甘于他们的悲惨结局，选择了直面和对抗的方式。这也使这些作品在低沉无奈的情感之外更传达了愤激和批判的情绪。 这种反抗和冲突，直接关联着乡村灾难题材作品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较明确的阶级性和社会学视角。因为上述作品中的农民之所以选择反抗，是因为他们觉得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不只是自然，更是其他阶级的人(虽然他们还不明白“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于是，他们选择了阶级反抗的方式。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作品几乎都包含阶级冲突的内容，社会矛盾是它们共同关注的中心。即使是那些写天灾的作品，也同样凸显其中的阶级矛盾。比如丁玲的《水》，所写的与其说是自然灾难，不如说是人为的灾难，其结尾也明确预示一场大的斗争将要来临；再如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虽然没有直接书写乡村灾难场景，但却清晰地再现了农村社会阶级分化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宗族祠堂的子孙，但在待遇和处境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地主们盘算的是私利，是无聊，普通农民们则是为生存所迫，是反抗。作品结尾处写灾民们酝酿暴动，尖锐地表示了阶级的对立。至于那些“丰收成灾”类型作品，则毫无例外都是以阶级矛盾为主题——虽然这其中也存在着明显与含蓄、直接与间接的区别，像《丰收》、《秋收》就是明确突出阶级问题，而《多收了三五斗》等则处于潜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