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1953年，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定为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稍后，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起源于对这一权威概念的两次质疑。 第一次是胡风挑起的。与一般强调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决定作用有所不同，胡风强调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文艺报》1953年第2、3期分别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则写了近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反驳林默涵与何其芳，重申自己的文艺观点。不久，《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发胡风的《意见书》，并从1955年第3期起，连续4期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苏联文艺界也密切关注这场论争，《真理报》及时报导了胡风事件，《文艺报》很快转发了《真理报》的报导，于1955年第13期发表了消息《苏联〈真理报〉报导我国人民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可以看出，《文艺报》刊发苏联文讯是想借重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性从正面引导国内理论界，以影响论争的方向。 第二次是在1956年前后。随着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文艺界开始批判“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倾向，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一些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促进了中国文艺界宽松活跃氛围的形成。《文艺报》在传播苏联“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1956年前后，《文艺报》刊发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录》、《西蒙诺夫论苏联文学中的几个问题》、《真理报》专论《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一些》、法捷耶夫的《谈文学》等，这些文章都强调写真实，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兆阳于1956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从理论上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缺陷和阐释理解中的混乱。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论争。张光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对秦兆阳的文章提出质疑。1958年，《文艺报》连续发表茅盾的《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在这篇总结性的文章中，茅盾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轨迹作了深入阐释，他的目的是维护现实主义的正统性，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理性。1955年第1、2期《文艺报》发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作家充分发挥个性、采取多种风格和各种不同的创作走向竞赛的先决条件，必须坚持不懈地寻求新的艺术方法来最好地表现我们的思想的伟大真理和我们的生活的丰富和多样性”。可以看出，《文艺报》推动了文艺论争，又试图通过译介苏联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国内文艺界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 在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涉及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文艺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苏联文艺思想中寻找“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理论根据。在苏联，早就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日丹诺夫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应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他主张“把最严肃的、最冷静的实际工作跟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①。高尔基是最早探讨两结合问题的理论家，他提出：“是否应该寻找一种可能性，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绘英雄的时代生活，并用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论它的第三种东西。”②1959年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文化部部长米哈洛夫也认为浪漫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矛盾，没有伟大的幻想和高尚的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显得贫乏③。 《文艺报》1958年第9期开辟《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向毛主席的诗词学习，向大跃进的歌谣学习》的栏目，第21期发表了《各报刊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为了把讨论推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从1958年10月到12月举行了七次座谈会，邀请当时在北京的文学家、理论家和高校师生等140多人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1959年第1期又发表《本刊举行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座谈会讨论要点的报告》，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在此过程中，《文艺报》对苏联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作出迅速反应。1959年《文艺报》第11、12期转载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4篇重要发言，分别是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关键的问题——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波列伏依的《最高的创作自由——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冈察尔的《我们时代的浪漫精神——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诺维钦科的《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这4篇文章都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从而加强了国内文艺界对“两结合”方法的认同，使“两结合”创作方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成为50年代末以后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二、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论争是和现实主义论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真实性”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关于文艺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当时《文艺报》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提出了“双百”方针，此时的《文艺报》没有像它此前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性那样顽固地维护灰色的、概念化的文学观念。《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联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兴起后关于真实性的文艺观点，设法从苏联的文章中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文艺报》1952年13期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期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期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道：“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塔拉森柯夫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与中国国内提倡文学真实性的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