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30年。因为曾有“现代文学30年”，“30年”在文学史研究中就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数字。 今天我们所称的新时期文学的30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计算，而是一个概数。若以作品为标志，《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份，迄今已经超过30年。比起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文学走在了社会变革的前面。与新时期文学起始的界定相关的时间还有，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1979年10月。几个标志性的时间或前或后，横跨3年。不过，文学史叙事的时间坐标可以采用不同定位方法，不再定于一端，那么，同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一道来纪念新时期文学30年，也在情理之中。 在文学史的现代发展进程中，新时期文学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发展阶段，既存在相对的独立性，又表现为特有的开放性。它同“文革”期间的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建国前的现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社会语境的不同，使得它与以往新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有所区别：社会主义的语境使它区别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又使它区别于“文革”十年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从而被赋予了改革、发展和开放的鲜明时代特色。可是，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也引发出了文学史思考中的一个问题，即应当如何确认新时期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其他几个阶段的联系。经历文革浩劫的文学绝处逢生，是在文学史的断裂之处产生的，人们更多地看到其与五四文学之间的遥相呼应，而容易忽略与其他阶段之间的联系，因而也就难以认知20世纪文学的历史整体性面目。新时期文学的开放性特点，既表现为对于向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开放，也体现为新时期文学自身的开放性。开放性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特征，其现代性观念和文学性叙事都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人们曾经试图为新时期文学设计封闭性的时限，并且有一种意见赢得了多数人的认同：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来临之时应当寿终正寝了，不妨以“新世纪文学”来替代“新时期文学”的称谓。尽管这种意见看似名正言顺，然而文学自身的发展对此却没有言听计从。新时期文学依然故我，越过了新世纪的门槛，一直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新时期文学的开放性的生命力确乎出人意料。 作为文学史的撰写，同样耐人寻味。新时期文学已经有30年的经历，时间长度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30年相当。与现代文学相比它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作为文学史的新时期发展阶段的认知和研究基本上是同步的，而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则经历了一段沉积的时间。基于此，我在为2001年6月《新时期文学》出版写的“后记”的开头便写道：“这是受教育部师范司委托编写的一部全国通用教材。由名称便不难看出这部教材的特点。‘新时期文学’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意味着一个新的教学领域的开拓和一个新课程的命名，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具有前沿性的意义。”[1](P329) 作为文学史建构的“新时期文学”于新时期文学发展状态之中生成文学史教材，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其间，既有社会发展的生成原因，也有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生成因素。教育部师范司于20世纪末叶组织编写《新时期文学》这部文学史教材，体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课程设置的鲜明态度；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姿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显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五四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文学史”的出现相隔半个多世纪(作为五四文学的第一部文学史著作，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初探》出版于1982年7月)[2]。时间相隔首先是时代造成的。因为当时是倡扬“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狂飙突进风云激荡的时代氛围，没有给崭新的五四文学留出足够的整体性学理思考的空间，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再往下是战争的硝烟以及“左”的政治桎梏，只有等到“文革”结束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五四文学史”的出现才获得了时代的空间。朱德发先生在《中国五四文学史》的“后记”里写过这样的话：“拙作《五四文学初探》于198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老前辈和同行者的催促和鼓励下，结合‘五四文学研究’选修课，我便开始了《中国五四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虽然中间经过短暂的迷惘，但很快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清醒过来，振作起来，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写完了初稿。”这是作者在时代条件、学术积淀和个人创新等方面为五四文学史这一开拓性工作所作的总结，也可以解读为对于五四文学史何以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以完成的历史原因的揭示。接下来作者更强调了时代的因素：“历史的曲折孕育着发展的种子。这些年来，党和人民为研究者提供了空前的自由思维的空间，学术空气显得异常活跃，不仅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3](P671)相比而言，新时期尽管也是风起云涌，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思想文化冲突，可是，它是结束“文革”时代的拨乱反正，一开始便把“中与西，古与今”的思辨注入到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中。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是把思想解放与反思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中贯穿着一条发展的线索，准确地说，是在发展中反思，在反思中发展。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提供的经验表明，文学史的整合不仅需要文学自身的必要条件，还需要历史发展中时代环境和文化的充分条件。 新时期文学研究以处于发展状态中的新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彰显着文学史意识的自觉。边跟踪边整合，边梳理边综合，不失时机地确认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模式，又持续地动态地拓展和延伸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疆域。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新时期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是在三个基点构建的文学史基础上生成的。这三个基点是：“人”的总主题的贯穿，文学性体认的去蔽，整体性模式的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