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樊骏先生就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见1995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我们有着几千人的研究队伍，有与古代文学学科比肩的众多博士学位授权点；叙述百年文学历史的著作也有着几百种之多。这是喜是忧，并不重要。我们有着十分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不间断地对自己学科有着危机感的反思，这倒使得学科有了生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观念与方法的问题，作为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每过七八年就会提出来讨论，虽然是老话题，但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学科建设密切联系的是学科方向、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等具体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在长期研究成果的积累中，已经凝练了一些共识性的学科方向：如思潮、社团流派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史料研究、教学研究，以及新文学与出版、报刊、制度等文化研究等等。并且由这些方向不断推出一批批新的研究成果，极其广泛的学术交流，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研究也正由此获得深入发展。同样，学科在不断进步和提升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是从这些方面反映的。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其学科的建设，思考贴近自身特点的新观念新方法，关注当下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正是在他们既联系又矛盾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其学科的两个概念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意识问题，并且交织在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进程中。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意识”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生命的本体，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困境中生存的核心命题。文学史自身的“历史意识”就是文学史构成，如胡适、陈独秀闹起的五四文学革命，有新旧文学历史的反思；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倡导，有五四文学历史传统的极端化反拨；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和大众化的强调，又是一次延续五四文学本体问题的思考。甚至，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的出现，不只是寻中国文化历史的根，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学历史的深层次文化的探源。文学史如此，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更是这样。五四文学初期“国粹”之争；30年代文学“现代”的正名；40年代文学“民族化”的讨论；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国家观念”和阶级意识；80年代文学从“朦胧”到“寻根”的转型；90年代文学开始“现代性”热和“新儒学”讨论相共生；21世纪初“新国学热”中的现当代文学又一次重提……我们无论是清理文学历史还是反省文学史的研究，都有难以取舍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观念的思考。而思考集中表现了历史意识影响下的对现实的焦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其学科中，“历史”既是一个时间历史进程概念，又是一个实在的文化载体。这一学科无法摆脱的民族历史中求生存的宿命，“民族”话题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历史基点，文学史演变中的一种情结，一种母题。这正是我们学科寻求自己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历史意识”的确立最重要，不仅仅是时间延续和传统的回归，而是具有的学术视野和文学精神原型的探寻。后者可以探索的路径，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历史性与当代性之间，在文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之间，寻求彼此间的关系，尤其是发现他们的联系和罅漏在整体中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所发现的问题是否具有文学史的张力。王富仁等提出的“新国学”问题，程光炜等对“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对“新时期文学”伤痕和反思小说的再思考，是有着文学历史意识指导下的学科观念和方法的重构。当历史的轮回和话语的重叠之中，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梳理反复回旋的历史脉络和辨析复杂网络的理路及其由来。 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其学科建设对其观念和方法情有独钟。文学观念和方法一方面在文学史的演变发展中构成历史本身，另一方面在现当代文学本体世界建构中形成理论命题。文学观念和方法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学科发展相共生。这一现象具体说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较长时间中国现代文学，唯物史观指导的社会学方法论；一是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方法年”后，在现代意识和多元文化下的文化学主体存在论。正是理论方法的调整和变更，文学观念也不断更新，推动了文学史的进程，如人的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以及新时期后的“新写实”、“先锋文学”、“实验文学”等等各种文学命名。而这种理论观念与文学史交织的进程，20世纪的前大半段是文学与社会形态相等同，后半叶主要指最后20年里又多有文学的无主题变奏。这样，在理论方法和文学之间建构的文学史，也就形成了一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思维方式，即习惯性的文学归类比文学自身更看重，并且以社会革命的统一模式确定文学的观念和方法。文学的话语趋同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至于后20年间社会的多元和文学的边缘化，使得许多人不能够很快适应过来。另外，现代大学教育文学史课程和编写教材的需要，以及专业学科队伍的建设，巩固和完善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主流地位也随之确定。在文学史和学科建设中，努力找寻“自己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的意识”(黑格尔语)更多成为研究者的热点和思维惯性。或者说思想观念的方法论的东西越来越重视，相反，文学鲜活的生态往往被怠慢。一批相当可观的来自大学和专业机构的研究队伍，在理性地审视文学，他们急于将文学进行学术化的加工处理。对多样的作家创作和丰富的文坛现象热衷价值判断性的表态。刚刚感觉到文学园地的原生形态，就被理论命名，进入文学史分类而观念化、方法化。如果说现代文学受社会动荡的影响，那么当代文学，甚至“后新时期文学”就是一种凝固的思想观念，乃至哲学思想的认知，在几代人身上抹不去的精神情结。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极少能够出现大家公认的文学大师，与现代文学经典比肩的文学名著。恰恰是文学史不断重写中观念和方法的倾斜，学科意识过分强烈而致。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人员主要是专业工作者，而不是兼而有之的作家、创作者。反之，当今强势和主流的现代大学教育，明显地成为文学批评制造中心，控制着文学史研究的话语权。这又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现象：当代有影响的作家纷纷进入高校兼职，或接受学校各种各样的聘书。作家与高校的学者专家们同声一调，这样的现象是喜是忧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建立学科新的观念和方法，难道不应该反省其问题的根源吗？我们可否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变到以研究对象的还原为基点，强化历史情境的现场和“当下”文学现象的体验和理解。我们的作家可否在生活的本身多一些发现和开掘，感受大时代，捕捉生活细节，表现真实自我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