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文学。诗和小说都让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级(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后，奠立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从此，“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真成了我奉献的信条和毕生的体验。 上海于1949年5月下旬解放。那个暑假，我们吴淞中学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毕业，我为了圆文学之梦，竟违背家长要我进正规大学的愿望，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参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经历了农村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的较长时间工作锻炼，连续过了六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刻苦生活，积累了若干素材，写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笔记。 然而，1955年突发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那场严酷的政治风暴，使我极度震惊。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群向来被公认为进步的作家，其中还有不少党员作家——也包括我在华东革大时的教务处长、很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老师刘雪苇在内，何以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一些私人通信，又怎么会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我不禁感到事情的可怕，并陷入痛苦的沉思。于是，在一次政治学习会后的晚上，我撕毁了那几年写的一部分感情内容可能被指为“不健康”、“有问题”的草稿和笔记，第二天还向党组织交出了我收藏的胡风、路翎和雪苇的几本著作，如胡风的《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决心要变换自己的环境和道路。1956年，恰好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我便在这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一、从可疑之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 就在我研修了两年文艺理论专业课程，并逐渐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我再次转向。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我被半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准备寒假后为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二十多名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这不仅是岗位的变更，而且是专业方向的改动，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做起。我只能结合自己的备课，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办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这就是：抓住阅读中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紧追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入开掘，最终获得成果。我之所以在最初阶段多取这种方式，也许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关。 在两个月备课过程中，我首先读了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的“参考书”)，不久又从旧书店里买到王瑶先生1953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上册；还翻阅了丁易等其他两三种相关的书。我发现五十年代前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为了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断，往往在来不及阅读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就把1916年酝酿、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当作“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划入“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当时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于是连续二十多天到北大图书馆去查阅1915年到1920年间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我第一次去接触《新青年》，我阅读了这个刊物上所有署名陈独秀或以“记者”名义发表的文章，还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论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这番阅读不断带给我许多惊喜。我终于坚信：1918年以前，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还只是激进的民主派，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1916年，还曾经幻想中国应该走德国军国主义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胜利，芬兰、德国、奥地利革命发生，接着是欧战结束之后，李大钊、陈独秀才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而陈又比李晚了一年左右。我不仅弄清了两位重要人物思想转变的具体事实，还考察了1918年以后《新青年》文学活动的若干新因素、新变化：一是《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成员增多，陈独秀之外，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先后参加工作，“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②，因而声威大震；二是涌现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月夜》《鸽子》《小河》等一批出色的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学开始在全国推开；三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的重视和研究已极一时之盛，诚如瞿秋白所言：俄国文学几乎“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③。我认为，这些正是文学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方向逐步转化的标志。我将这些想法连同稍后发现的若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材料，写成一篇题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的文章初稿，给学生讲述了我的意见。后来经过修改，曾作为“五四”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在会上发表，并刊载于上海《文艺论丛》第8辑。当时颇得会议主持人李慎之先生和一些与会学者的赞誉，认为材料充实，分析细密，相当有说服力，使课题研究深入了一步。 我研究“五四”文学的另外一些文章，也大多采取这种从疑点入手的方式。例如，陈独秀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真像有的学者所说，要“打倒”中国的“古典文学”么？那么《文学革命论》中为什么又对国风、楚辞、汉魏五言诗、唐代古文运动、元明戏曲、明清小说等给予高度评价，并对胡适所说“诗至唐而极盛”的提法也表示赞同？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我经过长期反复思考，又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外的大量文章尤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细读、研究和考辨，并联系陈独秀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的态度，终于得出结论：陈独秀所要“推倒”的“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实际上是指形式刻板、声律极严的骈文、律诗(尤其长律)以及桐城末流等一味“仿古”的文学形态，也就是他称做“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东西。于是，我写成《〈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辨》一文。这个答案至今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