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新写实主义”的兴起 在2007年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决审会议上，几位评审委员充分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当年的参选作品，并以“新台湾写实主义”概括其趋向。首先在作品的内容上，郝誉翔称：它们摆脱过去很流行的同性恋、女人的情欲、自杀、忧郁症等题材，增加了关注社会某个层面的作品，如有写工厂的，写毒犯的，写公寓生活、补习班，还有写女性的，都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家庭关照的角度。这证明了小说创作正逐渐脱离理论的包袱，一个新的乡土写实的趋势正在酝酿成熟，会把小说创作带上比较饱满的有血有肉的方向。其次在叙述方式、结构技巧等方面，李昂认为：除了挣脱以往的“时髦”题材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小说的结构的完整性在出现。以往的作品组织结构上非常片段、零散、切割，因为那时候后现代的拼贴很流行，而今年即便是很长的中篇，都有把结构处理得很好的能力。 如张经宏的短篇小说《家庭访问》，以一个小学生的懵懂眼光来看穷困时代的庶民生活。原以贩卖家具为生的父亲租下隔壁的空地，办起锯木厂，叽嘎尖叫的噪音使小孩做作业时偷开电视看更为安心。因锯木工人应征入伍，只好找来卖槟榔女人的父亲——一位肮脏、跛脚、会偷东西、一副馋相而惹人讨厌的糟老头顶替。这天女老师来家访，碰巧发生了老人被机器切断手指的惨剧，母亲用脚踏车将他送往医院，并向前来怪罪的卖槟榔女人赔不是。第二天老师说小孩很镇定、勇敢，但小孩想起当时的惨状，哭了起来。小说中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件和英雄人物，也没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表现，有的只是很真实生动的人物和日常生活细节，却反映出“台湾以前生活的那种穷困、混乱的状态”，并“触及人间生活的一种本质”（东年语），颇得十多年前盛行大陆文坛的“新写实主义”之旨。 获得短篇小说首奖的花柏容的《龟岛少年》着笔于马祖列岛的北竿小村庄及其附近小岛屿龟岛，以其新鲜的题材获得评委们的青睐。马祖是被战争严重扭曲的地方，北竿村中十户人家已往台湾迁走了九户，只剩下小里和他的“阿妈”（祖母）相依为命，靠着摆两张撞球桌，做点驻军兵士的小生意维持生活。“阿妈”病重直至去世坚持将身体朝床内躺卧，为的是在小孙子前保持某种尊严。小说让人看到了一个地方的生活史、衰败史，以及一种“低微的永恒”的海岛特质和生活哲学的价值（东年语）。 署名“小冰”的《针》，更描写了吸毒这么一个奇特而又现实的题材。一位社工的工作是提供针筒、食盐水等给吸毒的人，以避免他们感染艾滋病。这一“帮助”吸毒的行为与警察的禁毒抓毒形成反差，其间谁对谁错的矛盾值得玩味。警察抓毒是为了其业绩，而社工、裁缝店曼姨乃至吸毒者阿财，却有着庶民的良善本性和价值标准。贩毒吸毒本是港片或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情节，但作者“没有把它写成一个洒狗血的、滥情的或暴力的东西，而用一种非常简单的娓娓道来的方式写来，反而背后的恐怖的力量全部都出来”（李昂语）；“它绝对是来自于生活的经验……写的是如此的真实，和生活紧密扣在一起”（郝誉翔语），可说是“新写实主义”的一次很好的展现。 获得中篇小说首奖的连明伟的《刀疤》，写国兴和阿义为观察生态环境进入山区，与一只身上有刀痕的山羌密切相处，到了叫声“刀疤”，它会抬起头来的地步。山上另有一批入，原是激进的生态保护运动者，现在却设下陷阱要捕捉山羌，国兴等为了保护动物，毁坏了陷阱。不料台风紧接着连日暴雨，山路阻断，各种食品和燃料渐渐耗尽，面临生死关头，要不要杀“刀疤”以拯救自己的生命成为严峻的考验。在因饥饿而意识迷乱的时候，阿义甚至将“杀了刀疤”和“杀了国兴”都混在一起了。小说可说达到了某种人性的深度。山林里有非常多的冲突——环保和盗猎的冲突，汉、原民族文化的冲突，人兽之间的冲突，但它不带任何教条地描写这些东西，特别是小说以美妙笔触描写山景气氛、森林植被、动植物生长活动情况，获得评委们的激赏，被称为“生态小说很好的范本”（范铭如语）。 “新写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兴起，如果放到当代台湾文学发展脉络中，当更可了解其意义。郝誉翔指出：20世纪台湾小说的发展，大抵以每十年作为一个断代——60年代现代主义、70年代乡土文学、80年代后现代主义、90年代性别和国族寓言……但最近十年却很难归纳出一个清楚的潮流。这种缺乏新兴理论作为文学指引的现象，对于小说创作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福音。过去三十年来的台湾小说之所以越写越难看，实在是遭理论拖累过深的缘故，而忘记了创作的根源，无非是来自于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的七情六欲，以及周遭的社会环境罢了，而绝对不会是什么后现代、后殖民或是雌雄同体酷儿狂欢。东年则如此解释道：当整体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大量反映一般人的生活状态，不极端粉饰人的个性，不刻意雕琢人的心理空间，而力求生活面貌的客观细节和真实；作者不太精心经营完整的结构，也不特意将情节戏剧化，而是遵照生活琐碎事务和平凡故事的运行，这样的作品即是“新写实主义”。评委们期许台湾新生代的写作，能够免于特别意识形态的写实传统、特别心理探索的现代主义以及近一二十年技巧实验的束缚，而能够面对自己的当代，回归文学、生活的本位，开启自己的文学时代也丰富文学的传承。 评委们青睐于“新写实主义”还与当前台湾的政治社会乱局有一定的关系。《联合文学》发行人张宝琴在致辞中就对一年前参与“红衫军”反贪腐运动的一百万民众致敬，而东年也提到：“我们已经被总统和蓝绿对抗搞得大家都得失忆症了。”这是大家会对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太浓的创作有所抵触的原因。值得一提的，评审会议中以其现代主义的纯熟技巧在第一次投票时获得最多票数的《世界的中央》，经过一番讨论，特别是大多数评委对于“新写实主义”有了正面的评价和共识后，在后来的投票中却落选了，而一些“新写实主义”的作品最终胜出。在台湾，文学大奖往往对于今后的创作会有某种导向作用，因此，“新写实主义”成为今后台湾小说创作的一个方向，应是可以期待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