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学文体有着不同的文体属性。话剧、电影当然只能是多人合作的产物，而小说、诗歌或者散文，从根本上说，则只能够被看作是个人性特别突出的文体。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确实也鲜有两人或多人合作的优秀小说、诗歌或者散文作品存在。因此，当我听说李锐与蒋韵夫妇要首度合作，完成“重述神话”项目之一“重述白蛇传”的长篇小说《人间》的创作的时候，内心中其实是很为他们的合作捏着一把汗的。作为李锐、蒋韵小说创作一向的关注者，我深知李锐与蒋韵都是艺术风格成熟且艺术个性差异甚大的当代优秀小说家。而且，在我的理解中，李锐与蒋韵都是用汉语准确优美地表达着他们各自对于世界与存在的认识和领悟的当下时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流小说家。两位艺术风格成熟且个性独异的小说家合作的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稍有不慎，如果磨合与交融不够成功，那么，李锐、蒋韵所要付出的代价同样是不难想见的。然而，对于《人间》的三次不同时间段落的审慎阅读，最终还是打消了我的所有疑虑。我不无惊喜地发现，作为成名已久的两位优秀小说家，李锐与蒋韵的首度合作是极为成功的。在《人间》中，李锐小说所一向拥有着的思想深度与蒋韵小说所一向具有着的敏感细腻达到了一种相当完美的融合。虽然我深知，以“思想深度”来概括李锐，或者以“敏感细腻”来概括蒋韵，都有简单化的嫌疑，但不如此却又的确难以表达我对于《人间》的阅读判断。在小说的“代序”中，李锐写道：“种种巧合的结果最终归结到《白蛇传》，而且是由我和妻子蒋韵两个人合作来完成的，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共同合作完成一部小说。按照佛家说法，这叫因缘。”如果《人间》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因缘际会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因缘际会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不知道李锐与蒋韵今后还会不会有再度合作的可能，但《人间》的写作却无疑可以被看作他们各自的小说创作历程中一个格外醒目的界碑。 我们注意到，在《人间》中，李锐、蒋韵很巧妙地借助于人物秋白——一位有着悲惨命运遭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讲述，以简洁的笔触给读者介绍了“白蛇传”这个民间传说在中国的流播传延演变过程。从最初的《西湖三塔记》，到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再到乾隆年间白蛇传故事最终定型的《雷峰塔传奇》。可以说，这个千百年曾经被无数人反复重述的神话传说故事，所主要承载表现着的都是民间世界对于白蛇传故事的基本理念。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白蛇传”的流传过程中，绝对少不了文人的参与介入，但另外一点同样可以肯定的却是，这些文人介入后所主要承担的使命乃是记录与整理，他们自身的观念意识并没有过多地渗入其中。多少年来，“白蛇传”的故事之所以一直被学界看作是民间传说，其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如果说，《西湖三塔记》主要表现的乃是人们对于妖魔世界的恐惧，所宣扬的“也还是所谓惩恶扬善、戒色戒欲之类的套话”的话，那么到了乾隆年间，业已最终定型并一直在民间传延至今的“白蛇传”传说中，所主要歌咏表现的就已经是白娘子与许宣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了。在一种象征隐喻的意义上说，法海成了专制力量的代表，他对于白娘子与许宣之间爱情故事的横加干预，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专制力量对于自由爱情的镇压与迫害。其中所深深地折射出来的当然就是民间世界中对于一种美好自由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了。必须承认，这样一种民间意义上的“白蛇传”故事在中国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地步。或者也可以说，有关“白蛇传”的故事传说业已转化为了整个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李锐与蒋韵在新世纪之初“重述白蛇传”的写作行为，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两位作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全新意义上的理解与阐释。套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李锐、蒋韵“重述白蛇传”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遭遇。那么，与“现代性”遭遇之后的“白蛇传”会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呢？此处之关键还在于这种“现代性”究竟是谁的，哪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性”。很显然，不同的创作主体便会有不同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不同的“现代性”与古老悠久的“白蛇传”传说相碰撞，撞击出的自然也就会是不同的火花。那么，李锐、蒋韵他们与“白蛇传”相遭逢之后撞击出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想艺术火花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锐、蒋韵在当下时代所出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基本思想精神立场。或者也可以说，我们心目中所理解的李锐、蒋韵是具有怎样的一种社会与文化身份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在我的理解中，作家的这样一种社会与文化身份的定位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的作家的社会与文化身份定位，在根本上决定着“重述”出来的“白蛇传”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种面目。正如同前面所强调的，李锐与蒋韵确实是两位个性差异十分明显的个体存在，但承认他们之间鲜明的个性差异却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其思想精神共相的提炼与概括。在某种意义上，说李锐、蒋韵既是批判性突出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同时又是具有极强烈的艺术形式感的作家，这样的一种判断应该不仅可以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恐怕也能够获得作家本人的首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间》之所以会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艺术形象，应该说，与我们的上述判断之间存在着难以剥离的重要联系。在我的理解中，虽然主要的人物还是那样几位，但《人间》的思想主旨却很显然已经不再是对于专制力量与自由爱情之间激烈冲突的艺术表达了。在对于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大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之后，李锐、蒋韵为《人间》设定的基本思想题旨已经演变成了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深刻的思考与表达。对于这一点，李锐在“代序”中同样有着清晰的理性表达：“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和这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人对于所有‘异类’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并又在排斥和迫害中放大了扭曲的本能——这，成为我们当下重述的理念支架。” 首先应该承认，“身份认同”或者“文化认同”这样一种“重述”理念的设定的确具有着十分强烈的现代性意义。放眼当下的纷攘现实世界，回首一部悠久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很容易地就会发现，其实导致许多人类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所谓的“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并不只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中，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地会陷身于所谓“身份认同”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某种较为极端的意义上说，当我们强调“我”与“你”，“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差别的时候，一种“身份认同”或者“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这样，李锐、蒋韵在《人间》中对于“身份认同”或者“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表达，实际上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一个如同“我是谁”一样的关涉整个人类的根本性存在问题的思考表达。这样的一种“现代性”，很显然是只有如同李锐、蒋韵这样的一种对于现实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均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批判性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才能赋予“白蛇传”的。在阅读《人间》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时地产生一种“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感觉。李锐、蒋韵很明显地是在借助于“重述白蛇传”的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契机而表达着他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存在的基本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