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王晓明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分析。 人总是受环境影响的。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日益深刻，人的心情和想法，也自然随之大变。同一个人，1980年代是站在右边的，今天却可能移到左边来。当年，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呆久了，看见一点亮光就兴奋不已，就一门心思要跳进“蓝色”的大海，现在是大半个身子泡进这咸水了，也渐渐看清了整个世界的情形。疑虑和紧张就油然而生。社会的轮子持续往一个方向歪，越歪越高低不平，你本能地就会从相反的方向拉，希望借此给它一点平衡。时光飞逝，往事远去，眼前的嘈杂日盛一日，人人都淹得无暇他顾，于是，无知也罢，有意也罢，不满现实的年轻人看待过去的眼光，很容易变得热切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翻阅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到1950－70年代的社会记录——小说、电影、新闻报道、“中央文件”、领袖著作，等等——中去寻找工具、资源、乃至安慰。 应该说，那一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计划经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样板戏、《金光大道》……像我这样对那个时代有着不可磨灭的暗淡记忆的人。也就很难完全首肯这样的寻找。但是，对比中国人以成败论英雄的陋习，这寻找所表现的反抗时俗的热忱，又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从去年秋天开始，应我指导的博士生的要求，我开了一门讨论课，集中分析自赵树理开始的“社会主义农村小说”（一时想不出确切的概念，姑且这么说）。说是我开的课，大部分时间却是听这些学生说。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课堂上常起争论。有几个外国的博士进修生也参加这门课，背景和立场各不相同，七嘴八舌，讨论起来就更是热闹。这门课现在还在继续。 集结在下面的这一组文章，就是这门课上部分讨论的结果。五篇文章，都是围绕周立波的小说创作而展开。在我们的讨论中，周立波是处在一个从赵树理到柳青的文学转变过程的中间环节的作家。对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力量，在赵树理写“小二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呈现，是差不多到了周立波写《山乡巨变》的时候，才完全显露出来的。到这时候，事情已经不再是昔日那样单纯的国内革命，而是复杂得多了，是要同时投入列宁式的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和国际“冷战”。因此，从解放普通农民、分给其土地，到重新将他们组织进人民公社、土地收归国有，甚而开始为了工业化而牺牲农村、城乡分隔、“内部殖民”，变动如此急剧，它对试图表现“山乡巨变”的文学，提出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也正因为这样，赵树理已经遭遇、但因其模糊而尚未意识到其全部含义的那些关键的创作障碍，周立波是必须正面对待的。而他的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清楚地表现了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如何对待这些障碍的。 也因此，这五篇文章形成了一个共同点：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周立波如何理解这些障碍、如何表现和克服这些障碍，以及他的这些努力的结果，和其所呈现的对于今天的意义。因为篇幅和作者主观方面的限制，这些描述和分析都是不充分的。有的问题提得非常好，接下来却没有抓紧；有的分析的角度不错，但深入不够；有的勾勒得还算从容，却收束太急，好像是没有说完。当然，这么重要的问题，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说完的，还需要在以后的课上继续铺开，进一步深入。那么，就此打住。 周立波与“风景” ——阅读《山乡巨变》 朱羽 朱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朱羽，（1981－），男，江苏无锡人，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一本旨在总结新中国十年文学成就的书中，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得到了如下评价：“作者饱含着热情，对他故乡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保持一种新鲜感觉。在它里面，那迷人的南方景色、场会上的吵闹，少女们的嬉笑、情侣间的密语，乃至草屋里老家长的貌似威严的斥骂，都带有着诗情画意。”[1](P47) 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周立波笔下的对象都成为了某种“美景”。“风景”在这里就不单单指乡村景色，而成为某种小说再现的原则。柄谷行人用“风景的发现”指涉某种结构性的颠倒，即在日本明治20年代开始有了写无人的美景的小说，这一“发现”事实上正以某种“风景”的概念为前提：“这样的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须通过对‘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的发现才得以存在。”[2](P19) 说实话，柄谷的话并不足以解释周立波为何选择“风景”作为“形式”，但是他指出“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2](P19)，在我看来却非常重要。事实上，周立波对于西洋文学中的“写实主义”非常谙熟。1928年周立波就跟随同乡周扬来到了“魔都”上海，成为了“亭子间”里的左翼“文人”。1939年末，他来到了延安，1942年在鲁艺讲授“世界名著选读”课程。根据他曾经的学生陈涌回忆，周立波“有着精致的艺术口味……广博的文学修养。”[3](P153，158) 在真正进入小说创作之前，周立波曾在上海写过一系列探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在一篇题为《观察》的文章里，他极力赞美了巴尔扎克，认为他的小说本身就是“观察最好的讲义”，而观察则是“现实主义者的门槛”[4](P41)，并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观察甚至于成了直觉，它不会忽视肉体，而且更进一步，它会迈进灵魂……让我自己，化为了观察的对象。”[4](P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