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被对象化的痛感 《随想录》全书的出版已整整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中国从社会到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外表看当下的语境早已与《随想录》时代迥然不同了，《随想录》应当成为一个历史文献接受“理性”的“公正”的评价了。但《随想录》似乎还不能这么早就作为文物来收藏，自发表以来，围绕着《随想录》的各种声音乃至“叽叽喳喳”不绝于耳，这表明了它并未退出我们的生活。各种赞誉姑且不论，批评的声音中这样的指责颇有代表性：“太浅薄了，从开始就不深刻，他不光不深刻还很世故”，“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① “我们应当肯定《随想录》中批判的态度，肯定书中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部分。但是总体上，巴金的《随想录》的检讨和批判，是不深入的，更谈不上深刻。巴金对于‘文革’悲剧发生的体制根源，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也就没有更深的开掘。”“巴金对造成‘文革’大悲剧的根本性原因并没有深究。”② 抛开这种指责的随意性不论，我们倘若正面面对这些问题并以它为出发点来估价《随想录》，是认同这些指责，还是另有回答呢？ 这种已成老生常谈的论调其核心是要求《随想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学理性，其次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判断“高度”“深刻”度等问题，第三是对于巴金反复提倡的“讲真话”提出质疑，至少巴金所做的没有达到批评者所期望的水平。这种气势汹汹的批评乍眼一看，非常具有“学理性”，但稍微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它文不对题。批评者往往不是从《随想录》本身出发，而是从他们自己想象的《随想录》应当怎样出发来提出批评，倘若《随想录》不如他们所愿，好像就没有什么价值。这种貌似公允的理直气壮的霸道，不仅对巴金和《随想录》是极为不公平的，而且无助于真正理清问题，而那种认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配方的批评者则显得更为可怕了。 我的选择只能是去了解巴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由此来评价它的意义和不足。翻开《随想录》，我们会明白无误地看到在写作《随想录》之初，巴金就放弃了那种所谓“高明”和“系统”的追求。他说：“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③ 他所追求的是表达出自己“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④。这不是托词，巴金没有要去总结历史规律的雄心，整个《随想录》中所见是“我”，而不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随想录》确实如赫尔岑对《往事与随想》的自评一样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⑤，不过《往事与随想》比《随想录》还要完整和具有连续性，而《随想录》的一百五十篇没有严格的计划和统一的设计，它的写作方式是开放的（当然这并不等于它没有统一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同样，在《随想录》中，巴金首先并不是要求别人讲真话，而是不断拷问自己的心灵，要偿还的是自己的心债⑥。至于那些忿忿不平地要求躺在病床上的巴金出来对什么什么讲几句“真话”的人，大梦已醒的巴金早有警觉并在《随想录》写作期间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再上当。他说：“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⑦ 所以他不断呼吁：“‘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再写两篇文章吧。’倘使只是为了名字而活下去，那真没有意思，我实在不想这样地过日子。”⑧ 巴金一直没有摆脱被拉去充当“红白喜事”吹鼓手“吹吹打打”的干扰，那些要求他对某事说上“一句”“真话”的人不就是如此吗？而且，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指责巴金“世故”，这种做法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政治任务要求巴金写各种应景文章又有什么区别？正是巴金有过痛苦的经历，所以他在新时期面对着种种干扰和诱惑坚定地拒绝，它要去“名”逃“名”。庄子曾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名者，实之宾也”的说法⑨，晚年巴金对“名”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再三强调自己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对世俗的名利早无所求。逃“名”不仅是摆脱虚华，而且还要去掉各种“名”强加在他的身上要求他承担的“义务”，比如，称你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似乎凡是涉及知识分子的事情你都要站出来，否则不“良知”。巴金对这种论调是警惕的，他不想做“名”之役而要回到独立的个人和赤裸的自己。所以，他一直拒绝“文学家”的命名，他说：“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⑩ 他看重的是充分的心灵自由，在这一点上，他与晚年的托尔斯泰恐怕心有戚戚焉：“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11) 这段话表明了他去“名”的决心，《随想录》也记录了他寻求自我、恢复本来面目的艰难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巴金不肯被命名的努力。在病中，他反复地追问自己：“难道你变了？”“把从前的我找回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文革’绝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12)。痛定思痛，巴金再也不想为各种“名”扭曲了自己的灵魂，哪怕它们是以真理和正义的面目出现，他也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来检验。 其实，在向《随想录》要“思想”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向《随想录》要“文学”了。《随想录》所面临的处境，多少有些类似鲁迅的杂文所受到的指责，在这里那些修辞学家们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文学。1980年，一批香港大学生对《随想录》“就文学的角度”提出很多意见，从标点到文法都有批评。(13) 他们的指导教师黎活仁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特意地举出了他所认同的《干校六记》（杨绛）来作对比：“《六记》就是这样，讽刺与幽默之中，又带有无可奈何的，饱受作者约束的感伤。作者把笔力倾注于描写打破人类之间自立的畸形界限，敢于以爱相许的小趋，显然就是一种技巧。”(14) 对此，巴金反应激烈，但他不是去和对方讨论文句，而是另有侧重： 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里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内地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15) 面对批评，巴金说：“我也不是空手‘闯进’文坛，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16) 强调艺术的良心显然是巴金的一贯说法，巴金的愤怒一方面是由于感受到不让写“文革”的压力，一方面是针对那些“精神贵族”们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们不但感受不到十年动乱带给中国人的苦难，与这种苦难缺乏“血肉联系”，而且还把这些内容作为单纯的“文学欣赏”。这也是从痛切的苦难中走出来的巴金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他无法把惨痛的经历和苦难当成文学欣赏，特别是用这种“隔岸观火”的心态来冷漠地打量和评估。在另外一篇随想中，他说得更为明白：“作者（指批评者——引注）把在‘文革’中受尽屈辱、迫害的人，和在‘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不关心，他即使没有进过‘牛棚’、没有坐过‘喷气式’，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的文章不过是向下一代人勾画出自己的嘴脸罢了。”(17) 提到在那个岁月中的事情，巴金也摆脱不了如同在滚烫的油锅中经受煎熬的感觉，他实在无法把《随想录》“理智”地当做艺术去经营，因为他无法轻易摆脱“文革”带给他的痛切感。写作《随想录》时，虽然时过境迁，许多问题也越来越想清楚了，但巴金还是无法做到置身事外，《随想录》中的忏悔感、耻辱感、负债感一直在文字中纠缠不清，“文革”在时间上远离了作者，但在内心记忆中却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他，甚至作者还可怕地从现实中感受到历史并未远去的种种迹象，现实和历史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我”不仅仅是个叙述者，还是历史苦难的承受者和全身心地参与到叙述中的情感表达者，巴金身上的“伤痕”和“内伤”还不时隐隐作痛，他是带着内心的紧张、焦虑和反复的煎熬来完成《随想录》：“我也有数不清的内伤，正是它们损害了我的健康……”(18)“十年‘文革’绝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19) 带着这种没有治愈的内伤在写作，所以往事并不如烟，深深的、不能被对象化的痛感恰恰是《随想录》不能随便混同于其他作品之处。《随想录》是灵魂的挣扎的真实记录，不是一个作者生活经历的叙述或回忆，这一点《随想录》与《干校六记》的确有区别。那些向《随想录》要“思想”和要“文学”的人都是企图用他们设定的“思想”和“文学”的标准把《随想录》客观化、将它所表达的内容对象化，《干校六记》等精美的散文可能做到了这点，但《随想录》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尽管这样做它会有另外的收获，但它却会丧失属于它的内在震撼力，而不再是《随想录》。更何况自从踏入文坛，巴金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就与周遭世界的观念大不相同(20)，他自然不会接受它们的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