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之时，大概他首先不能不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让只有偏离了理性轨道才能被视为狂人的疯人之言来说出理性，甚至是比理性更接近于真理的话语，并获得读者的认同。他的成功也让研究界费解了近百年，鲁迅是怎样把几乎南辕北辙的寄寓物和被寄寓物统合到一起，既满足了作为一个狂人的病态叙事特征，又完成了自己清醒而深刻的主题意图？ 无论过去，关于狂人是一个真的狂人，一个精神界的战士，或是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界战士的争论；还是后来提出的“寄寓说”、“象征说”、“寓言说”，狂人世界与常人世界的对立转化说，生物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在语义学上的转喻说等等，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进行了具有一定合理性的阐释。但这些解说，又都不能在文本分析中贯彻到底，因为它们普遍都试图使用一个概念，一种类型或者理论去笼括狂人形象及其意义。我尝试换一种思路，还文本本身的多重、含混与纠结。 我想，我们一定都很清楚，真的疯人是不可能写出《狂人日记》的，可我们为什么还要纠缠于“狂”与“不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已经陷入了文学的规范，按照鲁迅在文言小序中提到的狂人“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的规定去理解这一形象，于是就出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本来对于一般读者，或者同道来说，“狂”与“不狂”根本不会成为问题，他们在两者的含糊其辞之间会不自觉地，或自愿地为狂人自由不羁与颠覆一切的狂言所征服。但对于较真儿的研究者来说，这却成了一个问题。用“狂”来看“狂人”，发现了他的“不狂”；从“不狂”来看“狂人”，又发现了他的“狂”。 然而这问题的发生，却是想来又“怠慢了”小序的缘故。鲁迅在小序中实际早已先置了引起日后争论不休的三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他三种写法的策略，他在正文之前安排一个小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从先在地设定一个“游戏规则”方面去理解。小序虽短，却有三人出场，他们对《狂人日记》表达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狂人的哥哥见到“远道来视”的小序叙述者“余”，“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以向旧友证明弟弟“当日病状”，并告知“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我们知道，哥哥在日记中形象不佳，他是狂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是“吃人的人”的代表。从“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这一“大发见”的呐喊；到揭露大哥教唆“吃人”（讲书的时候说“易子而食”、“食肉寝皮”），“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以至狂人要“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甚至直接指控大哥，因说破他们的“隐情”，“忽然显出凶相”，给狂人罩上了“疯子的名目”，以便“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最终狂人悲愤地不仅把妹子死掉的缘故归罪于大哥（“全在他”），也把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引咎于“大哥正管着家务”。狂人的哥哥能够坦然面对狂人对他的如此歪曲与攻击，显然是把狂人的话不当话，疯人的言语无效，并相信别人也是如此，把他看作是个曾害神经病的患者，一个真的“疯人”。这里有着一个正常人把疯癫看作是种精神疾病，不再认为疯人之言具有可信性，可以超然地予以不同看待的区隔排斥姿态。 而小序叙述者“余”回去看过日记后就下了一个诊断：“所患盖‘迫害狂’之类”。也许因为白话之初，主动与被动的区分不甚分明，鲁迅所说实际应是“被迫害狂”，而不是迫害狂。虽然被迫害狂患者并非一定真的受了什么超乎寻常的迫害，但“余”确实是在为此命名赋予意义，这个称谓强调的是狂人与他者的关系。整篇小说虽然没有直写狂人是如何受迫害致疯，但狂人害怕别人吃他的被迫害狂心理病症指涉的正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他为自己找到的大家都要吃他的原因“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这一条，而且当他看破狼子村的吃人，是以“大恶人”的名义赋予合法性时，马上联想到自己“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此中的喻指直白得不必再费神破译，不仅交待了狂人的过去，也点明了狂人致病的原因，鲁迅的用意已经很清楚。所以“余”对狂人所下的判断就是强调狂人被迫害致疯。根据小序的交代，《狂人日记》因“余”“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才得以面世。这一举动体现了“余”对这些疯人话语的会心与利用，试图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立起关联与沟通，交流与共谋的努力。 第三种态度就是狂人本人，他虽是间接在场，由“余”告知读者狂人正是自己日记的命名者：“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但同样表明了一种观点。“狂人日记”是他对自己过去日记，也可以说是过去一段生命状态性质的定性。“狂人”之“狂”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并不单指丧失了理智，病态的疯狂之“狂”，还有“狂大”“狂狷“狂妄”“狂放”“狂怒”“狂热”“狂言”“狂想”之“狂”，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之态。而且这后一层意义更是中国士人一个传统的表征。晚清和五四时期致力改革的人不仅被时人斥为“丧心病狂”，改革家也“全所不辞”，自命“狂人”。而且鲁迅表现狂人的疯癫完全没有使用那些如裸露身体、披头散发、肮脏邋遢等现成而方便的症候，而仅以话语构成疯癫的形式，这也透露出鲁迅并不想将狂人坐实疯人。我觉得“狂人日记”的命名（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狂人的自封，“余”“不复改也”的态度，说明他也参与其中），正寄寓了“狂”与“不狂”这双重意义的含混与纠缠，代表着理性与疯癫尚未绝然断裂，疯狂与激情，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的一种状态。 鲁迅在小序中蕴含的对于疯癫的这三种态度，赋予了狂人多重形象的特征，先在地暗示了狂人日记文本的多重属性。 已有研究者指出，文言小序的叙述者“余”，“撮录日记，隐易人名”，“将‘日记’转化为‘小说’”“是小说最后的加工完成者”的作用①，我想进一步阐明，事实上，编选即改写，“余”是狂人的日记改写者，是鲁迅有意设置的《狂人日记》的真正作者，也是使《狂人日记》秉有“狂”与“不狂”多重属性的决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