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做过的一些评价，对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与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有深刻的烙印。其中，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激烈批判，成为众多现代文学史著述者对其加以否定的根据。近年来，在民族主义理论热潮涌动与民国史学科长足进展的背景下，现代文学界重新审视70余年前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发现它并非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那么，这一运动究竟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何种地位？鲁迅是怎样评价的？为何会做出那样的评价？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期深入地把握鲁迅的个性特征乃至左翼文学阵营的文化姿态，全面而准确地认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这一历史现象。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来龙去脉 1930年6月1日，朱应鹏、范争波等人在上海成立前锋社，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前锋社先后创办《前锋周报》（1930年6月22日～1931年5月31日）、《前锋月刊》（1930年10月10日～1931年4月10日）与《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4月10日～1931年10月20日）。朱应鹏编辑的《申报》“本埠增刊”上的副刊《书报介绍》、《艺术界》与《青年园地》也是前锋社的重要阵地[1](P60)。此外，《草野周刊》、《时代青年》、《长风》、《文艺月刊》、《开展》、《青灯》、《初阳旬刊》、《青萍月刊》、《当代文艺》、《星期文艺》、《电影杂志》、《矛盾》、《橄榄》、《流露》、《新垒》、《黄钟》、《前途》、《汗血》、《民族》、《文学新闻》、《民族文艺》、《时代文艺》、《建国月刊》、《文化批判》、《火炬》、《奔涛》等刊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前锋社及其外围社团彼此呼应，大造声势，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P58、P63)。《申报·书报介绍》、《当代文艺》等对民族主义文艺刊物称赏有加，《开展》月刊创刊号（1930年8月8日）上《开端》一文甚至说：“民族主义文学，以水到渠成之势，无疑的成为支配中国文坛的一种新的势力了。”“支配”文坛，为时尚早，但称为“水到渠成”的“新的势力”却是实事求是的。 这一运动的发生具有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之后，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到1930年6月，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西、粤东北与赣东南）、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等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争夺势力范围，战事频仍，大规模的战争有1929年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1930年5～10月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中，双方动员兵力达160万人以上，伤亡30余万人。南京政府急于平靖内战，实施一元化统治，这不仅有赖于政治运筹与军事实力，而且需要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局标榜奉行三民主义，但30年代初，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何谈民生？一党专制，军事独裁，如何侈谈民权？唯有民族主义，才既易于争取民心，又正切合南京政府欲以民族意识冲淡阶级意识、以权威意识压倒个体意识、以统一意识取代地方意识的功利目的。 此时，民族危机也日益加重。1927年7月，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提出《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和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目标。1928年4月20日、5月2日，两批日军借口保护侨民，侵入济南，擅自在城内设置“警戒区”，构筑工事，与5月1日进入济南的北伐军形成对峙。5月3日，日军寻衅闹事，突然向中国军队开枪，并用大炮轰击。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舌头及耳鼻，最后与16名交涉署人员同遭杀害，并被焚尸灭迹。5月3日当天，惨遭屠杀的中国军民就达1000余人。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于同年6月出版的《济南惨案》的不完全统计，截止5月11日，惨案期间，中国军民死亡6000余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达2900余万元[2](P19－24)。同年5月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收到陆相白村义则的指示后，下达秘密动员令，命令驻满洲各地部队立即向奉天（沈阳）移动，并准备派第十四师团向锦州、山海关、新民屯一带出击奉军。后因美国干涉，才未能实现。但关东军拒不执行日本政府取消秘密动员的决定，策划了“六四”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1929年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日本侵华意图更加明确。军部少壮派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和“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关东军多次组织旨在战地踏查的“参谋旅行”（如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年5月的“长春参谋旅行”等），右翼组织也一再加强侵华的舆论攻势，到1930年夏季，已经能够听得见日本将要宰割中国的霍霍磨刀声。西部也不太平，1928年7月7日，新疆发生政变，政治独立性咄咄逼人①。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救亡图存舆论高涨。 正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把民族主义视为“文艺的最高意义”[3] 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应运而生，并且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发生而愈益发展。这一运动，有相当的理论准备，傅彦长1927年就曾写过一组探讨文学与民族之关系的文章（收入《十六年之杂碎》，上海金屋书店1928年4月版），朱应鹏、傅彦长、张若谷合著《艺术三家言》（开明书店1929年版，文学周报丛书），已经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观念[1](P53)，到1930年6月正式发起运动之后，更加自觉地进行理论建设，在理论基础、社会意义、题材内涵、艺术表现与文学批评诸方面多有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