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认为，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起点。如果对此不存异议②，二○○七年就正好是“伤痕文学”诞生三十周年。三十年过去，“伤痕文学”的“风水”轮转到了哪里？作为曾经揭橥了改革开放的先声，开启了“文革后文学”大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伤痕文学”在今天还有值得关注的价值吗？当此之际，带着这样的疑问追本溯源，对“伤痕文学”的缘起及内涵做一番考校，或许不无意义。 通过简单的梳理，本文认为，过去对“伤痕文学”的讨论过于局限于风格流派的层次，而忽略了它作为受压多年的社会能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一个突破口，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文学先声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事实上，基于过去年代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伤痕”、且作用于“伤痕”的文学表达，并不只是存在于一九七○年代末至一九八○年代初，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新时期文学”中。鉴于其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作用于时代文学的深入性，以及所包含和释放的社会文化信息的丰富性，这一类的文学应该被概括看待，作为具备文学思潮性质的文学现象，或干脆被放在文学思潮的层次上来讨论。在此基础上，整个这一时段的文学史，亦可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伤痕文学阶段。 二 首先明确，将《班主任》视为“伤痕文学”的起点只能算是事后追认，因为作为文学史术语的“伤痕文学”的出现要晚得多。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写道： “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之后，人们通常习惯地把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有人把“伤痕文学”又称为“暴露文学”、“伤感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蕴含着明显的贬斥、不满之意……也有人给“伤痕文学”以极高的评价。尽管“伤痕文学”的概念是否科学还值得研究，但关于如何评价“伤痕文学”的论争，却激烈展开，波及甚广，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十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③ 《伤痕》是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本科生卢新华的课堂习作，在班级墙报贴出后，引起校园轰动，随后被上海《文汇报》发掘、发表。鲜为人知的是，在被《文汇报》发掘之前，这篇作品曾遭《人民文学》退稿。当时的《人民文学》，应该正处于发表《班主任》带来的兴奋中。这一历史细节是否正好说明了《班主任》和《伤痕》内在质地上的某些差异，可以讨论，但至少，这一细节的原始出典值得记取。当年责编《伤痕》的《文汇报》高级记者钟锡知说： ……我和卢新华在文艺部办公室见了面。一开始卢新华就告诉我，两个月前他向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投寄了这篇小说，但前几天他收到了一封铅印的退稿信。他说他并不遗憾，相信小说会有问世的一天。我跟他说，你的想法会得到支持，《文汇报》会冲破阻力发表你的小说。 他还说：“小说《伤痕》的发表，也给文坛带来了整整一代‘伤痕小说’和‘反思文学’的兴起，其意义远远超出我们的初衷。”④ 他是对的。 但究竟是谁最先使用了“伤痕文学”这一术语，笔者见及的其他材料也大多语焉不详。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谈到“围绕《伤痕》等作品，在一九七八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时，为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加注说： 对这些小说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性文章有《向前看啊！文艺》（黄安思，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广州日报》），和《“歌德”与“缺德”》（李剑，一九七九年第六期《河北文艺》）。后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文艺，应该“歌德”。因为“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地，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文章并说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⑤ 引文提及的两篇文章中也没有出现“伤痕”或“伤痕文学”的字样。那么“伤痕文学”最初的命名权是否不可考呢？应该不会。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述及“一九七八年春天至年底在政治文化和文学领域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时说：“九月二日，北京《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⑥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于“伤痕文学”一词的原始出处的记载。此外，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辑录的《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一九七六—一九八五）》⑦ 也保存了大量线索。该书文献题录显示，在一九七○—一九八○年代之交国内发生的关于“歌德”与“缺德”、关于“向前看呵！文艺”、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论争中，最早公开使用“伤痕文学”概念的很可能是陈恭敏，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上发表了《“伤痕”文学小议》。去掉“伤痕”二字上的引号，大大方方将“伤痕文学”作为一个固定术语来使用，到一九七九年初就变得很普遍，其中鲍昌的《漫话“伤痕文学”》（《新港》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和张春予的《关于“伤痕文学”的对话》（《文艺百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最引人注目。此后值得注意的还有吕铭康的《“伤痕文学”与文学伤痕》（《海鸥》一九七九年第八期）、王振铎的《的确出现了一个新流派——从“歌德”与“缺德”谈到“伤痕文学”》（《河南师大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刘启林的《替“伤痕文学”辩诬》（《长春》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等。
